2007-05-07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龙应台)

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龙应台

  编者按: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和台湾亲民党主席分别率团访问大陆。可以肯定,以此为新的契机,

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交流和了解,相辅相成。两岸隔绝了近60

年,台湾人民需要详尽、真切地了解大陆,大陆人民也同样需要这样去了解台湾。为此,我们特约台湾籍

作家龙应台撰写专文介绍,供读者参考。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

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

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

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

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

》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

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

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

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

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

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

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

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

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

。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

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

,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

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

;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

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

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就是鸠山!"旁

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

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

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

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

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

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

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

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

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

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

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

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

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

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

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

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

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

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

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

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

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

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

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

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

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

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

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

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

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

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

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

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

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

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

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

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

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

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

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

,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

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

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

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

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

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

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代表无所不用

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

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

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

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

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

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

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

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

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

"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

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

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

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

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

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

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

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

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

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

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

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

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

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

1991年李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

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

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

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

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

,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

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

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

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

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

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

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

,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代表,请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

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

。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

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

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

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

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

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

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

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

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

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

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

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

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

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

"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

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

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

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

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

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

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

"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

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

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

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

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

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

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

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

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

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

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

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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