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8

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转向及其学术议题--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转向及其学术议题--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
发表日期:2006年12月23日  出处:《社会学研究》  作者:肖文明  本页面已被访问 688 次

时隔近20 年之后, 《话语与社会心理学》(以下简称《话语》) 一书从英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一方面见证了其自身的价值,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社会科学界吸纳西方学术进展的工作尚任重道远。面对类似的著述不断传入中国,我们有一种深切的矛盾心绪。在社会心理学三个世界的划分中(杨国枢,1993)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入这些著述,不断强化着我们"第三世界"的地位,这让我们心有不甘;然而,一旦接触这些新的著述,其中所蕴含的新视野和广泛充实的内涵又不能不让我们有种危机感,进而迫使我们进一步加大引进和吸收工作。作为一本近20年来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 《话语》的引入或许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失落感,但也未尝不是一个奋起直追的契机。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议题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新方法——话语分析方法,还在于它体现了对社会心理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容纳了20 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所积累的重要争论,如反身性问题和客观性问题等,而后两项对当今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尤其重要。作为一个简要的书评,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一系统方法,而是对该书所涉及的这些议题进行简要的评析。在触及这些议题之前,本文会对该书的背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及其引发的话语转向——做一简要的介绍,因为这些背景与后面的学术议题有本质的联系。

一、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大体发端于20 世纪50 、60 年代。在经历二战时期和二战之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后,社会心理学似乎突然受到剧烈的挫折,局内局外都不断发出批判的声音(乐国安主编,1998) 。面对战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60 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社会心理学束手无策, "'社会工程师'的自信心及公众的期望降到最低点"(方文,1997) 。不能继续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是导致社会心理学危机的社会因素。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也不断积聚着不满,这些不满大体包括:1、对实验方法的不满,如实验中存在的期望效应、需求特征,以及普遍增长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等;2、对于过度依靠实验方法的不满,很多人认为实验在理解人类行为上具有不可突破的局限,而且有过于看重方法的倾向,乃至有方法主义之嫌(Cartwright ,1979) ;3、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不满,包括认为其缺乏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解释的理论, 缺乏长时段的研究(Cartwright , 1979 ;Boutilier et al . ,1980) ,缺乏理论的整合;4、在基本的学术取向上,不满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这种个人主义尤其表现为过度关注个人认知,将个人简化为信息加工者,相应的便是要求社会心理学"更社会"(more social) 的主张。

    在四面楚歌声中,主流社会心理学巍然不动,固守着原来的园地重复开垦,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积极地寻找出路。斯奎尔将有关社会心理学危机的话语分为三类, 这三类可以看作是克服危机的三种方向(Squire ,1990) :第一类是主流话语,大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它们诉诸于修正和拓展既有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但这种修正和拓展不改变其心理学的特质,它们仍然要借助于社会心理学中主导的认知主义和生物原理;第二类是替代性话语,它们质疑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哲学假设,更多借助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资源, 它们尝试着网罗所有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遗漏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性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是被主流社会心理学所限定的,而且与主流话语一样,它们依靠的人的概念只是带有社会色彩的、在最终的层面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单个个体;第三类被称为评论性话语,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整体方案,而更多地是对传统研究进行质疑,它们是在做"解构"的工作,而不是"重构"的工作;它们对抗主流的认知主义的策略是靠研究有关社会世界的集体表征的结构和内涵,或者是用另一套方法来研究主流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从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克服危机的一种出路就是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发展出不同于美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这种本土化运动与上述的第二、第三类话语实有诸多重合。

    《话语》一书正是克服危机的一种努力,我们可以很恰当地将其归入第三类话语,而该书的两位作者也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在70 年代接受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训练的同时,也正是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话语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在布里斯托尔等大学受到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先锋泰弗尔等人的影响,而在知识结构上受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影响至深,这些不同的知识潮流的碰撞和人生际遇的巧合,最终让他们走上发现话语之旅。

二、发现话语

  20 世纪的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这一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1987 年两位作者写出《话语与社会心理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话语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影响。面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两位作者认为格根、哈勒等人没有发展出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因而产生了通过话语分析的路径发展出一套替代方案的雄心,而《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宣言书,其后续的成果就是现在日益为人所知的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 ,台湾学者译为"论述心理学") 。

    (一) 话语和话语分析

    何为话语? 作者在书中坦言这是话语分析中用法最为混乱的一个术语。当然,我们这里也无法穷尽话语的定义,但我们关心《话语》一书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查拉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的研究多数是把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Chalaby ,1996) 。话语作为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又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话语等同于语言,比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就不对话语和言语(Parole) 进行区分。这一定义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定义,现在的一个趋向是在这一语言学取向的定义中,纳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视角。其二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主要为语用学和修辞学等语言学科所采用。作者在前言中说,他们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它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语互动以及各种形式的书面文本"。不过,正如查拉比所指出的,波特和韦瑟雷尔所采纳的概念实际上接近上面的第二种定义,也就是将话语等同于文本。这在《话语》和两位作者随后的一本书《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Wetherell & Potter ,1992) 中都可以得到确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纳了这一定义,他们自然就不是在最开放的层面上使用话语这个词。许多研究者把非言语形式的体态、动作、感觉都视为话语(Purvis & Hunt ,1993) ,比如符号学"巴黎学派"的重要成员高概(Jean2Claude Coquet) 就把身体感觉视为话语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高概,1997) ,这些在《话语》中是付之阙如的。

    不同的话语定义,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和关注对象。《话语》作者采纳这一话语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定义了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他们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尽管福柯不接受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 相比,福柯等人更关注作为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而他们关注的是文本中具体的话语过程。《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一书则特别将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比较,认为他们的研究更带有修辞学色彩,更类似于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的研究。

    我们也可将他们的研究与冯·戴伊克的研究做简单的比较。冯·戴伊克往往是研究文本的整体格局,以及这种格局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结构的分析 (戴伊克,1993) 。波特和韦瑟雷尔更为细微,他们更关注具体的词句的意义以及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冯·戴伊克十分重视话语和认知的关系,而《话语》的作者提出要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因此,认知和话语的关系就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

    尽管作者有宽广的学科视野,但他们对自己社会心理学家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因此在书中也多次强调他们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进行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工作与语言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后者的工作包括对句子一类的语言学单位的研究,对句子之间的结合与联结的研究等。

    概而言之, 《话语》一书的话语分析方式不同于结构式的分析以及语法逻辑的形式解释和客观解释,而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研究的关注点不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或整体的意象,也不是纯语言学的工作,而是文本中的具体的话语过程及其社会意涵。

    (二) 话语分析的允诺

    传统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一种心理实体,例如态度、人格等,而谈话、行为都可由这种心理实体生发出来。研究者便是用这些心理实体来解释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种解释被称为内在心理的解释。受奥斯丁等人的语言哲学影响, 《话语》不认为存在着能够脱离人们语言的客观实体,相反,社会世界和个体是被言语实践所不断建构的。心理自然也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实践,而语言则是建构的积极媒介。所谓"积极的媒介",其含义是指语言不是简单的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和描述,而是具有力量的,能够带来后果的。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便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世界。研究关注的不是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要勾勒出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这便是本书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超越内在心理解释"的基本内涵。一旦内在心理的解释被超越,就能扭转对个体认知的过度关注,从而破除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心理学中泛滥的"个体主义"的窠臼。

    将话语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的社会心理学都假设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是一个预先定义完好的社会群体的结构,假设心理过程是内在于个体之中,将话语仅仅视为一种媒介,主要表达和反映这些先在的心理实体和社会实在,因此,将话语与行为、主体、社会过程区分开来。当《话语》把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具体过程,而且这些话语实际有着种种的行动取向时,话语的生产者就不仅仅是"主体"( subjects) ,而且是"行动者"(agents) ,这样一来,对话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对具体的社会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引入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解释,从而消除我们上面提到的对社会心理学的第三点不满。

    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而超越内在心理的解释,一方面能够摆脱对实验方法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够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冲破个体主义研究的樊篱。这些都是医治学界不满的药方,也是话语分析的允诺。

三、《话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20 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给实证主义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有关社会实在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反身性的知识, 它在建构着它所研究的对象(Delanty ,2002) 。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科学研究与其置身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微观运作机制之间的关联。在这种思考之下,反身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话语》为反身性的问题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另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言, 《话语》所持的话语分析方法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因而也引起人们对如何进行诠释和诠释的客观性问题的讨论。最后,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得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能够结合,而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心理解释中人的概念问题。本文将依次对这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评析。

    (一) 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又译为自反性) 在《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对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更是一个焦点问题。

    《话语》对反身性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第九章) :反身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谈话的这一特性:它既是关于行动、事件和情境的,与此同时,它也是这些事物的一部分;它的第二层的含义是,话语分析的发现对话语分析家及其他任何人所构造的社会文本同样适用。

    第一层含义与吉登斯的理解多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谈话和文本能够反作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产生一系列的实际后果。举例来说,有一份心理学报告,说常洗头的人有更高水平的自信心。这样一份报告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且会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因此更加频繁地洗头以增加自信,但也可能故意不洗头来否定这一研究报告。

    不过,在第九章中,作者更看重的是第二层含义,也正是这层含义引起很多争议。作者强调他们自己的文本与他们所研究的文本一样,都充满着建构性和行动取向。他们反对任何大写的真理(Truth) 的存在,反对任何人对知识的最终权威。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多次批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确立对文本解释的"最优版本"( the best version) ,因为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文本中的建构性保持敏感。

    为了体现这种反身性,他们似乎看好学界中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摆脱学术写作的标准规范,以平行文本的形式,一边给出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文本的解读, 一边把自己的研究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给出自己的考察。但是,如果遵循这种反身性的思路,那将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对考察的考察仍然是一种建构,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给出我们对它的考察呢? 如此循环,又岂有尽头?

    因此,对反身性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批评者认为,在研究中给出这类反身性的考察,纯粹是一种自恋。他们提出应该放弃这种走入歧途的反身性观念,而倡导一种社会学的反身性观念(Fuhrman & Oehler ,1986) 。他们认为,在社会学内部,对反身性的吁求,往往与对被某一群体或个人视为当然的假设进行考察相关。一种反身性的理论,是要帮助人们获得那些社会不让他们知晓的东西,那些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知道的东西。

    他们指出,波特等人持有的这种褊狭的对反身性的理解正在把社会研究带往一个更无趣的方向。就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波特在这个领域多有研究) ,他们不能提供对科学界的信念和知识的社会学理解,不能关注知识被生产和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而只是为文本而研究文本(Fuhrman &Oehler ,1986)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身性观念实际是放弃了学者的担当,波特等人把反身性视为单个作者的问题或文本的特征,而不是一个攸关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问题(Fuhrman &Oehler ,1987) 。

    对这一争论的孰是孰非,我们难以遽下论断,但这种种的反身性观念还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我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共识,即知识远不是书斋里供人把玩的器物,也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古董,在读与写之间,它们就充斥着我们的周遭,扮演天使或者恶魔的角色。

    (二) 客观性

    在上面对反身性的讨论中,其实已经牵涉到客观性的问题。作者对反身性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客观性的拒斥。在《话语》中,他们多次提到,话语是否真实反映内心状态以及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这与作者所置身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从建构论的立场出发,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惟一的真实,从反身性的角度考虑,所有的文本都有着行动取向和建构性。而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

    但是,从《话语》和随后的《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来看,作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客观性的问题,在一些论述的角落里我们仍然能找到客观性的踪影。在《话语》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作者先给出一小段话语(比如第二章有关波利尼西亚人的话语) ,相应地我们会得出一个解释;然后作者把该话语所置身的更长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这时我们会得出与刚才非常不同的解释。这样一种处理,往往是把放在更长话语序列中的对话语的解释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出现评判不同版本的标准问题,而这个标准不能不包括客观性。

    在《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中,作者提出,普通人的话语和社会科学家的分析都是言语构建,但是,相比于普通人的话语,科学家的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它们可能是通往不同目的的言语实践(Wetherell & Potter ,1992) 。这句话颇耐人寻味,所谓不同的目的究竟有何不同?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学家的话语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没有直接的支持,乃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价值中立,他们要遵循一套严谨的被称作科学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会比普通人更靠近客观。而这种客观性,或许就是有别于常人的不同目的。

    与拒斥客观性的态度相矛盾的是,波特等人反复强调他们的研究不会"超越资料本身"(go beyond the data) ,而认为历史学家们往往是在资料中添入自己的解释,这样一种比较,似乎是在表示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客观性。然而,这一点也备受批评,论者认为, 由于人们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一眼看穿的,因此研究者的解释只能是解释,而非资料本身(Shapin ,1984 ;Fuhrman &Oehler ,1986) 。

    由此看来,客观性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抛弃的,与此同时,客观性也不是如此容易就可以标榜的,尤其当《话语》确在使用一种主观诠释的方法来分析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客观性的问题呢?

    (三) 语境有多大

    在对《话语》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在阅读着作者对话语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吗,这种解释从何而来,它依靠的是什么证据呢? 当然,作者会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始终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但是,作者大概不会认为自己的解释纯属杜撰。事实上,他们在敦促我们要在话语所置身的语境下来理解话语的意义及其行动取向。这一主张与符号学、行为发生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行为具有符号学的性质,单纯的动作与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在具体的乃至非常地方性的社会常规的语境下,这些动作才可获得意义。因此,对动作和行为的理解,要依靠对语境的理解。由此,无论对话语的理解,还是对行为的理解,其所依托的都是对语境的理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语境有多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只截取一小段话,对这段话的解释往往是有偏差的,只要把这段话所置身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到另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话语序列理解为语境,但某一具体的话语序列又有它自身的语境,由于语境是无限开放的,因此,语境也可能是无限大的。这样一来,由于语境的无限开放性, 对语境有多大的掌握才拥有诠释的权利? 这里,我们又遭遇到客观性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能够确定出对语境多大程度的把握才是完备的,从而来衡量不同诠释的优劣。

    (四) 心理解释中的人的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话语分析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迈向一种"更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也不断出现过对心理学的社会化改造,如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Tajfel & Turner ,1986) 。但这些改造往往预设了一种心理实体的存在,这种心理实体成为沟通宏大社会结构和微观行为的一个桥梁。《话语》一书则把心理实体去除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比社会认同论等"更社会"的研究。这种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所隐含的是一种新的人的概念。

    这种新的人的概念一反传统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这种个体主义将个人的内心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绝的"封闭的个性", 其典型的隐喻是"封闭的黑箱"、"容器"等。埃利亚斯(1998) 在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这种个体主义倾向时指出,这种观念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典哲学中,这一图景就是以认识主体的形式出现,个人是一个封闭的人,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识不到与他人之相互依赖。从这种人的概念出发,个人就似乎总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在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埃利亚斯指出,应该将人视为"开放的个人","个人与社会"不是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一个人的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注1)

    埃利亚斯的观点实与《话语》的立场殊途同归,也就是走向一种更开放的、社会化的人的概念。在埃利亚斯,是他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注引领他迈向这种观点;在《话语》的作者,则是由于将心理状态视为言语的社会实践,这种言语实践的本质上的社会性,让他们不能接受"封闭的黑箱"的人的概念。不过,在埃利亚斯那里,似乎仍然保留一些心理的质素;而本书作者等人的努力,则近乎把心理实在彻底解构了。

    在迈向这种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时,我们也有必要听听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在20 世纪60 年代是十分兴盛的。朗在60 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批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人的概念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 。(注2)结构功能主义在回答霍布斯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时,借助于社会规范的内化这种观念。朗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决定论"。规范的内化受到弗洛伊德超我观念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强有力的本我与超我控制之间的张力。朗主张要回归弗洛伊德的人的观念: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决不是完全社会化的动物。无独有偶,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这一争议也源自对弗洛伊德理论予以阐发的立场之不同,这种不同的阐发体现出人的概念上的差异。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欲图使弗洛伊德的学说成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不过,对马尔库塞来说,这一批判的基石是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里比多的被压抑是导致个体顺从既定秩序的根源。因此,批判的锋芒要指向社会对里比多的压抑。对里比多的强调,其实就是强调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独特心理实体的重要意义,这种人的概念是反对完全社会化的。与之不同,弗洛姆在出版《逃避自由》这本书之后,就正式放弃了里比多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是激进的或者说革命的,并不在于他的里比多理论,而在于他对压抑的强调。推动人类行为的最强力量, 起源于人的生存状况, 而不是里比多( 弗洛姆,1988b) 。而且,今天这个社会主要不是性的压抑,而是充满生机、自由自在和爱情的冲动的压抑(弗洛姆,1988a)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弗洛姆的人的概念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其集中体现便是在《逃避自由》中首次系统运用的"社会性格"学说(弗洛姆,1987) 。这种人的概念便是高度社会化的。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责弗洛姆为修正主义者(马尔库塞,1987) ,他放弃了里比多理论,也就放弃了批判的立场,而沦为顺从者(conformist) 。

    无论是朗对本我的强调,还是马尔库塞对里比多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出个体化的人的概念,这其实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时期正是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马尔库塞本人就是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们对"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的拒斥,其实是对个体服从社会的拒斥,他们要树立的是一种独立不羁的人的形象。

    从这一视角来观照《话语》所呈现的人的概念,大概也是过度社会化的。在这一概念中,人都是受制于具体社会处境的试图达成各种目的的人。这样一种研究进路所呈现的人的形象,就是每个人都成为技术专家和策略专家。它虽然凸显了人的种种能动性,但同时又似乎剥除了人的主体性。不过,这一批评并不是否认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因为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就是"顺从主义者",以弗洛姆为例,尽管他放弃了里比多学说,但由于他对压抑机制的强调,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的强调,使他仍然能够注意到既定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因而也蕴含着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可能。与弗洛姆相比, 《话语》所持有的建构论立场,使其不可能接受人性的概念,因此这种人的概念就缺乏一个稳固的基石,在社会的洪流中,这或许将缔造出脆弱的没有灵魂的人类, 这一点无疑是需要我们警醒的。

四、结 语

  《话语》深深扎根于欧洲的思想土壤,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在将这样一本书译介入中国时,我们很容易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它将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产生何种影响? 早在1988 年夏天在青岛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年会上,与会者便达成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共识。近20 年之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心理学大体仍是紧随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若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整理成册,其主体架构与任何一本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都大同小异(可参见乐国安主编,2004) 。个中原因恐怕不是中国学术的"边陲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此时此刻,当我们再回头看本土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当年对本土化的理解和阐释(杨国枢,1993 ;朱瑞玲,1993 ;杨中芳,1993 及叶启政等人对该文的评论;杨中芳,1996) ,就很能受到几分启发。无论是杨国枢所言的"多元方法论",还是杨中芳对"本土定向研究"的定义,实际上都没有能够详细和系统地阐明本土心理学的方法论立场。而这种未阐明,实际是让实证主义引导下的科学心理学继续支配社会心理学领域。《话语》所提供的系统性的"另类"方法论或许能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反思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替代性的方法论所引发的新的学术争议和学术意识,当成为本土心理学的一剂清醒剂,它将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科学作为一种认知系统与现代社会中的制度系统(institutional system) 的关系。而这或许有助于阻止学人由知识分子沦为职业人士的倒退吧!


注释:

*  此书英文原名为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年由Sage 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 和开放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 。该书中文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1:随着个人与社会的二元两分的被消解,传统上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的持续与个体的独特性之间的悖论(方文,2002) ,就成为一个值得重新表述的问题,话语分析及其置身的广阔的理论资源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发。

注2:有趣的是,无论是埃利亚斯对个体主义的抨击,还是朗对"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的批评,结构功能主义都成为了攻击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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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7-02-16

2006年社会学申请总结

发信人: kela (坷拉), 信区: Sociology
标  题: 2006社会学申请总结(上) (zz)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Mar 24 10:22:16 2006)

发信人: linggy (idling...), 信区: AdvancedEdu
标  题: 2006社会学申请总结(上)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Mar 16 12:22:45 2006), 站内

2006年社会学申请总结(上)
申请的时候没找到多少关于社会学的总结,甚至关于文科的都很少,当时就想申完了一
定要自己写一个,呵呵。

先写我的background和结果吧,然后讲讲我的一些申请心得和选校时知道的信息。
background:
本科:清华中文系,gpa3.8,top3(gpa我按北大算法算的,没办法,文科老师习惯认为
90分出头就是给第一名的了)
硕士:清华社会学系, gpa3.9, No.1
paper:1 paper under review,而且是国内期刊
TOEFL:650/5.5   GRE:720/800/800(01年机考)

result:
offer: 2        Duke/UMN
rej: 4          Indiana/OSU/Uchicago/Berkeley
waitinglist: 1  Stanford
no news: 2      Upenn/Northwestern
已经把UMN拒了,打算拿着Duke再等等stanford,其他就算了

总的来说,我的申请做得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尽了全力,坦率的说申请并非完全是个人
实力的体现,当中还有很多因素,学术关系、信息、运气等等。

发信人: linggy (idling...), 信区: AdvancedEdu
标  题: 2006年社会学申请总结(下)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Mar 16 12:23:00 2006), 站内

2006年社会学申请总结(下)
关于选学校
    首先当然确定你自己的方向。除了少部分牛人,大多数人其实不是特确定将来要学
什么。因为到国外也换得很多。我们系一个从chicago回来的老师对我说,啊,方向啊,
到了国外都会换的!谁都是换来换去的。所以确定方向,主要是为了自己申请。找一两
个符合自己所做的项目的方向,贴着你想申请的方向去写PS,符合那个系的大方向和最
近要发展的方向。比如我最先收到拒信的两个学校,Indiana和OSU,估计我连第一轮都
没进,就是因为差太远。Indiana最强的是社会心理学,和我写的PS八竿子打不着。这两
个学校属于那种专业排名很高、综合排名不高的学校。纯粹是因为差中档学校,Indiana
又有一点点关系后来加上去的。至于OSU更可笑,就是因为有个中国faculty,最后想想
大概会招中国学生吧!就加上去了。其实那个faculty和我们系没联系,而且是搞人口的
-_-b
    关于选学校,当然还是拉开�

发信人: gsgd (水中月), 信区: Sociology
标  题: Re: 2006年社会学申请总结(下)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Mar 26 14:04:42 2006)

写得很详尽,对后人的帮助肯定很大。
不过通篇读来,我有一点不同意,在钱的问题上,尤其是berkeley和wisconsin的评价。I
 might be wrong, but 我认为这两个学校的社会系有钱,但是他们就是要通过奖学金来
激励和挑选好学生的。所以,奖学金的压力往往在表现不太好的学生的身上;而不是平均
分配。这个区别于另外一些学校,例如TA口语考试mei通过,就给发RA,甚至fellowship的
,就不点名批评了。
另外,wisconsin大概02年前招了一个复旦的jj,03年给另外一个中国mm发了offer,不过她最后
决定不去。


[合集] 社会学专业自己做fieldwork到底重不重要?

发信人: fdstephen (kiwilo), 信区: Sociology
标  题: [合集] 自己做fieldwork到底重不重要?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Nov 19 14:49:27 2006), 站内

☆─────────────────────────────────────☆
   janeen (好了) 于  (Sun Nov 12 02:05:04 2006)  提到:

即使对做quantitative work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有必要做一些fieldwork呢?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01:35:14 2006)  提到: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些。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01:42:53 2006)  提到:

我老师就跟我讲,do it because you find it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do not do
 it for legitimacy reasons。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现在的学术市场比较成熟了,很难
用点什么东西装点门面就糊弄过去了。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Mon Nov 13 09:10:21 2006)  提到:

找到问题要在field里三个月到半年
继续做要一年
最后要三个月
主要要看自己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显得全面一些在定量里加点调料,还是免了吧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 些。
: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Mon Nov 13 09:11:30 2006)  提到:

nod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老师就跟我讲,do it because you find it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do not 
do
:  it for legitimacy reasons。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现在的学术市场比较成熟了,很难
: 用点什么东西装点门面就糊弄过去了。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19:29:48 2006)  提到:

alvarado说的这个时间表基本差不多,效率高的人可能快一些,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
所以fieldwork是很耗时的,而且在field里面保持高效率很不容易的。


【 在  (戒上买买提一周) 的大作中提到: 】
: 找到问题要在field里三个月到半年
: 继续做要一年
: 最后要三个月
: 主要要看自己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显得全面一些在定量里加点调料,还是免了吧





☆─────────────────────────────────────☆
   janeen (好了) 于  (Mon Nov 13 22:26:23 2006)  提到: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 些。
: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
                       just as what my prof. said, can you give me 
                       any examples of these people?


: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janeen (好了) 于  (Mon Nov 13 22:32:19 2006)  提到: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弄我更不想去做fiedwork了,虽然我们老师好像想push for it,
我们这的很多学生也都做过,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感觉大家都是就着做fieldwork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过有时觉得我们学校既然这些钱也不难申请,为什么
不利用呢,好像有点亏的说@@

真正想要在国内做个好的survey觉得好难阿,我觉得钱倒是其次,关键是connections.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alvarado说的这个时间表基本差不多,效率高的人可能快一些,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
: 所以fieldwork是很耗时的,而且在field里面保持高效率很不容易的。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Tue Nov 14 13:30:53 2006)  提到: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会吧,根本不会有时间玩。光taking notes就是
工作量巨大的任务,还有transcribe,还有观察能力,语言能力,时间。如果混钱混回
国的话,那就不要写什么东西了,否则被人质疑两下就搞死了
【 在 janeen (好了)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弄我更不想去做fiedwork了,虽然我们老师好像想push for 
it,
: 我们这的很多学生也都做过,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感觉大家都是就着做
fieldwork
: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过有时觉得我们学校既然这些钱也不难申请,为什么
: 不利用呢,好像有点亏的说@@
: 真正想要在国内做个好的survey觉得好难阿,我觉得钱倒是其次,关键是
connections.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Tue Nov 14 13:31:42 2006)  提到:

周敏,李静君
【 在 janeen (好了) 的大作中提到: 】
:                                           ~~~~~~~~~~~~~~~~~~~~~~~~~~~~~~~~
~~
:                        just as what my prof. said, can you give me 
:                        any examples of these people?





☆─────────────────────────────────────☆
   sasa (无) 于  (Tue Nov 14 21:54:49 2006)  提到:

谁是李静君?jean oi? 我还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

其他有名的都做过,walder, nee, lin nan, bian yanjie, deborah davis, zhao 
dingxin, doug guthrie

上次我们还把周雪光请来,讲他最近在中国农村做的ethnography,虽然我觉得他做的
不能算。其实周雪光算是没有怎么做fieldwork做出来的一个人,但是他tenure靠的不全是中国研究。


【 在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的大作中提到: 】
: 周敏,
: ~~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Wed Nov 15 14:57:00 2006)  提到:

chin kwan lee,michigan的,可能拼错了,香港人,拼法不太一样,做的着实不错,比很多名气比她
大的强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谁是李静君?jean oi? 我还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
: 其他有名的都做过,walder, nee, lin nan, bian yanjie, deborah davis, zhao 
: dingxin, doug guthrie
: 上次我们还把周雪光请来,讲他最近在中国农村做的ethnography,虽然我觉得他做的
: 不能算。其实周雪光算是没有怎么做fieldwork做出来的一个人,但是他tenure靠的
不全是中国研究。





☆─────────────────────────────────────☆
   sasa (无) 于  (Fri Nov 17 00:58:35 2006)  提到:

她的书我还没有读过,应该借来看一下,哎,要读的书太多了。


☆─────────────────────────────────────☆
   Ophilia (ghostnotes) 于  (Fri Nov 17 23:10:54 2006)  提到:

of course.
unless you prefer to be an arm chair scholar.
then again, the real scholar does not rely on fieldwork, just as fieldwork 
does not make you a real scholar in this field.


☆─────────────────────────────────────☆
   sasa (无) 于  (Sat Nov 18 20:27:03 2006)  提到:

Come on. Plenty of sociologists who never do fieldwork are never called arm 
chair sociologists. Sociology is a field where as long as you do empirical 
work, no one would call you arm chair. For most, empirical means data sets 
and Stata (well, you got the idea). 


【 在 Ophilia (ghostnotes) 的大作中提到: 】
: of course.
: unless you prefer to be an arm chair scholar.
: then again, the real scholar does not rely on fieldwork, just as fieldwork 
: does not make you a real scholar in this field.





☆─────────────────────────────────────☆
   Ophilia (ghostnotes) 于  (Sat Nov 18 22:53:10 2006)  提到:

Yeah, I was wrong.  I thought this was the Anthro broad, and fieldwork is a 
must for us.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Come on. Plenty of sociologists who never do fieldwork are never called 
arm 
: chair sociologists. Sociology is a field where as long as you do empirical 
: work, no one would call you arm chair. For most, empirical means data sets 
: and Stata (well, you got the idea). 





☆─────────────────────────────────────☆
   sasa (无) 于  (Sun Nov 19 01:06:29 2006)  提到:

我才发现买卖体居然没有人类学板,欢迎在社会学板上多灌水多交流。社会学有很多需
要向人类学学习的地方。

[合集] 社会学专业自己做fieldwork到底重不重要?

发信人: fdstephen (kiwilo), 信区: Sociology
标  题: [合集] 自己做fieldwork到底重不重要?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Nov 19 14:49:27 2006), 站内

☆─────────────────────────────────────☆
   janeen (好了) 于  (Sun Nov 12 02:05:04 2006)  提到:

即使对做quantitative work的人来说,是不是也有必要做一些fieldwork呢?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01:35:14 2006)  提到: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些。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01:42:53 2006)  提到:

我老师就跟我讲,do it because you find it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do not do
 it for legitimacy reasons。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现在的学术市场比较成熟了,很难
用点什么东西装点门面就糊弄过去了。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Mon Nov 13 09:10:21 2006)  提到:

找到问题要在field里三个月到半年
继续做要一年
最后要三个月
主要要看自己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显得全面一些在定量里加点调料,还是免了吧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 些。
: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Mon Nov 13 09:11:30 2006)  提到:

nod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老师就跟我讲,do it because you find it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do not 
do
:  it for legitimacy reasons。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现在的学术市场比较成熟了,很难
: 用点什么东西装点门面就糊弄过去了。





☆─────────────────────────────────────☆
   sasa (无) 于  (Mon Nov 13 19:29:48 2006)  提到:

alvarado说的这个时间表基本差不多,效率高的人可能快一些,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
所以fieldwork是很耗时的,而且在field里面保持高效率很不容易的。


【 在  (戒上买买提一周) 的大作中提到: 】
: 找到问题要在field里三个月到半年
: 继续做要一年
: 最后要三个月
: 主要要看自己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显得全面一些在定量里加点调料,还是免了吧





☆─────────────────────────────────────☆
   janeen (好了) 于  (Mon Nov 13 22:26:23 2006)  提到: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一说,不见得对。做fieldwork要想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是不容
: 易的,很容易只看到表面。如果只想通过做一下子fieldwork来给自己写regression 
: results的时候加点东西,现在很难唬住人了,还不如不做,有那时间好好把stata弄熟
: 些。
: 但要是真的想认识清楚问题,当然需要做,做中国比较好的哪个不是做了fieldwork的
                                          ~~~~~~~~~~~~~~~~~~~~~~~~~~~~~~~~~~
                       just as what my prof. said, can you give me 
                       any examples of these people?


: ?真正的fieldwork很艰苦的,最好能申请到一些钱。




☆─────────────────────────────────────☆
   janeen (好了) 于  (Mon Nov 13 22:32:19 2006)  提到: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弄我更不想去做fiedwork了,虽然我们老师好像想push for it,
我们这的很多学生也都做过,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感觉大家都是就着做fieldwork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过有时觉得我们学校既然这些钱也不难申请,为什么
不利用呢,好像有点亏的说@@

真正想要在国内做个好的survey觉得好难阿,我觉得钱倒是其次,关键是connections.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alvarado说的这个时间表基本差不多,效率高的人可能快一些,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
: 所以fieldwork是很耗时的,而且在field里面保持高效率很不容易的。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Tue Nov 14 13:30:53 2006)  提到: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会吧,根本不会有时间玩。光taking notes就是
工作量巨大的任务,还有transcribe,还有观察能力,语言能力,时间。如果混钱混回
国的话,那就不要写什么东西了,否则被人质疑两下就搞死了
【 在 janeen (好了) 的大作中提到: 】
: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弄我更不想去做fiedwork了,虽然我们老师好像想push for 
it,
: 我们这的很多学生也都做过,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感觉大家都是就着做
fieldwork
: 到国内甚至世界各地玩了一圈。不过有时觉得我们学校既然这些钱也不难申请,为什么
: 不利用呢,好像有点亏的说@@
: 真正想要在国内做个好的survey觉得好难阿,我觉得钱倒是其次,关键是
connections.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Tue Nov 14 13:31:42 2006)  提到:

周敏,李静君
【 在 janeen (好了) 的大作中提到: 】
:                                           ~~~~~~~~~~~~~~~~~~~~~~~~~~~~~~~~
~~
:                        just as what my prof. said, can you give me 
:                        any examples of these people?





☆─────────────────────────────────────☆
   sasa (无) 于  (Tue Nov 14 21:54:49 2006)  提到:

谁是李静君?jean oi? 我还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

其他有名的都做过,walder, nee, lin nan, bian yanjie, deborah davis, zhao 
dingxin, doug guthrie

上次我们还把周雪光请来,讲他最近在中国农村做的ethnography,虽然我觉得他做的
不能算。其实周雪光算是没有怎么做fieldwork做出来的一个人,但是他tenure靠的不全是中国研究。


【 在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的大作中提到: 】
: 周敏,
: ~~





☆─────────────────────────────────────☆
   alvarado (戒上买买提一周) 于  (Wed Nov 15 14:57:00 2006)  提到:

chin kwan lee,michigan的,可能拼错了,香港人,拼法不太一样,做的着实不错,比很多名气比她
大的强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谁是李静君?jean oi? 我还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
: 其他有名的都做过,walder, nee, lin nan, bian yanjie, deborah davis, zhao 
: dingxin, doug guthrie
: 上次我们还把周雪光请来,讲他最近在中国农村做的ethnography,虽然我觉得他做的
: 不能算。其实周雪光算是没有怎么做fieldwork做出来的一个人,但是他tenure靠的
不全是中国研究。





☆─────────────────────────────────────☆
   sasa (无) 于  (Fri Nov 17 00:58:35 2006)  提到:

她的书我还没有读过,应该借来看一下,哎,要读的书太多了。


☆─────────────────────────────────────☆
   Ophilia (ghostnotes) 于  (Fri Nov 17 23:10:54 2006)  提到:

of course.
unless you prefer to be an arm chair scholar.
then again, the real scholar does not rely on fieldwork, just as fieldwork 
does not make you a real scholar in this field.


☆─────────────────────────────────────☆
   sasa (无) 于  (Sat Nov 18 20:27:03 2006)  提到:

Come on. Plenty of sociologists who never do fieldwork are never called arm 
chair sociologists. Sociology is a field where as long as you do empirical 
work, no one would call you arm chair. For most, empirical means data sets 
and Stata (well, you got the idea). 


【 在 Ophilia (ghostnotes) 的大作中提到: 】
: of course.
: unless you prefer to be an arm chair scholar.
: then again, the real scholar does not rely on fieldwork, just as fieldwork 
: does not make you a real scholar in this field.





☆─────────────────────────────────────☆
   Ophilia (ghostnotes) 于  (Sat Nov 18 22:53:10 2006)  提到:

Yeah, I was wrong.  I thought this was the Anthro broad, and fieldwork is a 
must for us.

【 在 sasa (无) 的大作中提到: 】
: Come on. Plenty of sociologists who never do fieldwork are never called 
arm 
: chair sociologists. Sociology is a field where as long as you do empirical 
: work, no one would call you arm chair. For most, empirical means data sets 
: and Stata (well, you got the idea). 





☆─────────────────────────────────────☆
   sasa (无) 于  (Sun Nov 19 01:06:29 2006)  提到:

我才发现买卖体居然没有人类学板,欢迎在社会学板上多灌水多交流。社会学有很多需
要向人类学学习的地方。

一个海外留学生网站未名空间MITBBS的社会学论坛,社会学专业想出国的可以去问问

这个地址:

http://www.mitbbs.com/mitbbs_bbsdoc.php?board=Sociology


有一些国外社会学专业的信息。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

 

    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 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 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 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3K 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 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 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 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 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 %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著: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 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 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 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Allan Bloom 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Ben Shapiro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 ,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 年 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 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51 %;商学院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 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 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什么地干活?说到底,对自由的压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 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实的威胁的开始。

200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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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介绍: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作者: (美) 布坎南、塔洛克
译者: 陈光金
ISBN: 9787500428459 [十位: 7500428456]
页数: 384
定价: 23.0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装帧:
出版年: 1900-01-01


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毛寿龙

 

任 何公共政策的决策,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成本。一般来说,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说参与决策的人越少,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越小,当 公共政策由一个人决策时,成本最小。相反,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也越大,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参与决策时,决策成本也得到了最大化。

决策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一个社会民主参与的限度:只有非常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可以承担巨大决策成本的事情,才可以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绝大多数公共政策,都是通过少数代理人代表公民决策的。许多行政性质的决策,基本上是由公民所选举的行政首长作出的。

这一分析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任何社会,即使是充分民主的社会,决策都有集权化的趋向:参与公共决策需要花费成本,但收益却是一定范围的公众集体共享的,如果大家都懒得烦了,倾向于搭便车(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力就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人类社会里,民主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于1962年出版的现代经典名著《同意的计算》,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索了人们为什么会愿意支付决策成本的问题。他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涉及到决策本身的成本,而且还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说决策者本人可能对不参与决策的局外人强加的成本。

他 们认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与参与决策的人数成反比。也就是说,参与决策的人越少,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就越大,当只有一个人作出决策时,外部成本 也就达到了最大化。因为这时,决策者可以把决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强化给外部人,而尽可能把收益留给自己。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的增加,外部成本也就越来越 少,因为每增加一个决策者,就多增加一个人,来利用参与决策的权力制止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当所有的人都参加决策时,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也达到了最小 化,即零,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权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把这两个分析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相等的点。在这个点上的人,他所可能被强加的外部成本与他所要付出的决策成本是相等的。这时他没有经济上的动力参与决策,或者退出决策。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范围的均衡点。

当 然,由于各类公共政策的属性各不相同,其均衡点也各有千秋。一般来说,紧急的事情一般都是由单个人或者极少数人作出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时间上耽误不 起,人们宁愿忍受较多的外部成本以减少更多的决策成本。在对自己有较大影响的事情上,公民一般倾向于多参与,民主的范围就越大,因为人们愿意增加决策成本 以减少可能的外部成本。

《同意的计算》自1962年出版英文版以来,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它已经成为重要的现代经典著作。90 年代中叶出版的《政治学手册》就把它列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与此并列的有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1990) 。此书的成功,可以说是詹姆斯·布坎南1986年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与他一起合作并对该书有实质性贡献的学者戈登·塔洛克,没有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根据詹 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的好朋友,美国政治学家,也是笔者的忘年朋友,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说法,这是不公平的。据说,戈登·塔洛克也很"伤 心",过了若干年才恢复平常心。这说明,学者也很难说不是"经济人",不过是比一般人更能够正确对待荣誉而已。

不过,199811月, 詹姆斯·布坎南应邀去德国讲演,谈到此书时说,他们写作时没有奢望该书会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只是想提供一个分析性的框架,并且这一框架是针对并且仅仅适用 于美国的政治现实的。在政治原则上,该书的贡献是,批评了多数至上和多数裁定原则的思想基础,认为多数并不具有至上的权威,即使是代议制民主,也需要受到 制约。该书的规范性结论是,必须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

《同 意的计算》一书应该说与中国是很有缘分的。因为戈登·塔洛克在年轻时曾经作为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天津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使他对政治生活和官僚生活有了 深刻的认识,促使他从经济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有关国家、选举、官僚制等传统的政治学话题。但是,这本书自英文版出版之后很长时间未引起中文世界的关注,一直 到2000年才有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大约在4年前,在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竭力推荐之下,笔者尝试翻译和出版此书。后来通过奥斯特罗姆教授与布坎南和塔洛克联系,布坎南还给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写了亲笔信,该出版社迟迟没有回信,一直到 1999年夏,才回答说此书的版权已经卖给中国的某个出版社,只好作罢。2001年笔者从美国做客座研究回国,发现中文版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买了一本阅读之后,觉得译者陈光金先生下了不少功夫,更觉得译者和出版者功不可没。

当然,《同意的计算》既然是一本经典著作,其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深远的意蕴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介绍的和概括的。要进一步了解这本书,最好的办法是找上一本,亲自细细品味了。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关天茶舍』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作者:祭司殇逝 提交日期:2006-5-24 13:29:00
  有志气的男生,当你对心爱的美眉说,我爱你,我要给你一个美纶美奂的民主中华时,假若那个美眉还拒绝你,我想她一定会后悔的。呵呵,请听我说原因。
   大年初八,偶然的机会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寻觅到了《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詹姆斯·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和《同意的计算》可以说是我找了好 久的两本书。刘军宁老师主持的《公共译丛》,上海三联书店在几年前出版过这两本书,后来市面上就销声匿迹了。后来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自由的限度》,可 惜也买不到了。可以想见,当我在社科网上找寻到《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心情。
  得知布坎南的大名,依昔记得我读庞大鹏研究员 的《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宪政之路》时,他讲到公共决策时引入了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因为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被瑞典皇 家科学院授予了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宪法政治经济学"则是布坎南创设的理论概念,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一书中曾引用过该理论概 念。笔者大胆推测《联邦党人文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国联邦主义》与《同意的计算》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个理论是互通的,即立宪 选择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不仅在该书中提出了精英民主理论,而且该书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开山之作,我这么 拓引是为了更好的说《同意的计算》。
  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笔者认为它的主要贡献在立宪选 择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内在的运作逻辑。此外,该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两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运用经济学诠释政治理论。当然该书对于我来说阅读起来比较困难,毫不讳 言,我是硬着头皮读到结尾的。中译本全书386页,在每一页上可以说是我都花了很大心血。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一些概念问题得到了胡贲兄的帮助,在此一并感 谢。
  阅读《同意的计算》更多的是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联系,我想这基本上是许多学者的共同出发点。公共选择理论和立宪选择理论对我国的公共治理 和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笔者个人较推崇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布坎南由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政 治市场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公共选择理论在我理解上是把民主政治运作看作经济市场的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供需关系。此 外,在立宪选择方面,两位作者就简单多数规则和全体一致规则进行了比较论证。他们为了准确的分析立宪选择理论建构了不同情境的模型,然后辅之以精辟的分 析。读者可以在诸模型里选取一个最优模型。作者在全体一致问题上引用了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一组工具性概念,它揭示了公共决策领域的简单多数规则和全体一致 规则的内在同意的逻辑基础。
  两位作者在分析立宪选择时运用了博弈论的方法。他们使用了正和博弈、常和博弈、零和博弈、负和博弈的理论来分析模 型情境,而且该书中他们运用了为数不少的数学模型,使用了函数、矩阵等数学分析工具。笔者在阅读该书时着重看了第三部分决策分析,他们设置了两院制立法情 境,分析了在两院制立法会议框架下如何出台公共政策。诚然,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计算将决定着最后的全体一致同意。它包括互投赞成票、选票交易等形式。在两 院制框架下,一项决策,四分之一强多数即可通过,同样这种联盟的固化会导致其他群体的利益受损,为了打破这种固化,会涉及到选票交易等改变此种境况的措 施。
  《同意的计算》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其宏阔的理论、隽永的文字都将让我们每每读过,回味无穷。每读一次都有一种别样的感慨,这大 概就是经典的魅力。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两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运用经济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公共决策领域的问题,揭示了宪政民主制度框架下 政治运作的逻辑基础。另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公共决策的一个方法,它的引入将为我们的公共治理带来意义重大的变革。
  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儒家文 明,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治理领域,可谓经验丰富。明末以来,由于制度建设的滞缓,昔日的中华帝国趋于衰落。公共治理的危机让满清王朝尝到了制度建设停滞的恶 果,先后丧权辱国的与诸列强签订了1182个不平等条约。由此观之,一个世界强国必须有强大的自我社会更新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来源于民主。当今中国需要解 决的问题就是现代化和民主的问题。《同意的计算》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对我们的公共治理自然有借鉴意义。
  两个多月的时间,我阅读完了 《同意的计算》。由于我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对该书内容的理解较为浅薄,总体上我只读懂了这部经典的四成。丹尼斯·谬勒的 《公共选择理论》是个较为完全的公共选择著作,在此我向大家推荐。此外,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中国情结为我们的阅读带来了东方的亲切。

2007-02-10

你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避孕套

关于避孕套是干什么用的,不用我在这里解释。虽然我知道这里很多同志没有结婚,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国家的开放程度。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这个东西在夫妻、或者不是夫妻生活中的作用与下场,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某些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想当时,在情绪激动而不得不上床一呈的时候,这东西被从一个精巧的包装中拿了出来。当用过之后,此物自然变得无用且肮脏,当然就需要它迅速的消 失。很多爱国人士的激情,平时就是这样被包装起来放于床头,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应用。而用过之后,马上就可以在垃圾箱里找到他。而该避孕套很不理解,为 什么"近一个月以来,官方已经开始警惕民众的爱国运动,不准传播游行的消息,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对於反日的主题一再淡化,似乎想让反日的声音与行动渐渐 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这个躺在垃圾箱里避孕套如果有足够的智力的话,他就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避孕套就是被人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专供想享受性生活而又不 愿意承担后果的人或者机构使用。当有人利用过你的激情以后,总不希望套子破掉,所以你现在就躺在那里了。

 

  避孕套们对于这件事一直不是很理解,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先天正义。本来嘛,爱国有什么错?爱国没错,就是过程比较悲哀。须知当时让你闹是因为某物性欲勃发,当发泄完之后,即使你这个先天正义的爱国主义避孕套是如何的好用,甚至上面有个螺纹、是水果味的,统统没用。

 

  如果避孕套们理解了这点,就不会问:为什么自由派与官方同时反对反日。这个命题本身就有毛病。首先,不论是不是江湖上有自由派这个派别,这种思 维也够瞧的。自由派(假定真有的话)中人说:老大,我们与官方那些猪头都要吃饭,这个你怎么不质疑一次?对了,你们好象每天也要吃饭。这种逻辑是不是够混 蛋的?但居然有人就这么问出来了。

 

  其次,官方是不是反对反日,上面我已经论证过了。官方不是反对也不是赞成,就是要用这个事件来泻欲而已,换个说法就是"玩了一把国际政治",说 的更明白点,就是想多捞实际利益而又不想有严重后果。所以,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就被用了一次。鉴于避孕套们已经为国捐躯了,更多刻薄话就不说了。我就是在 这里给避孕套们一个忠告:既然你们主观意识是爱国的,所以被用了以后,你就从了吧。

 

  既然解构了这个伪问题,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多少值得一驳的了。因为前提是错误的,后面基本就是在大战风车。但作为一个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要澄清两个事实。

 

  首先,自由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派别,而是一些独立思想者的集合。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一些不喜欢被某人或者某物当作避孕套的人。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是一种坚持,跟政府或者国家是个什么立场其实没关系。

 

  其次,说自由派或者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即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帮凶,这个老调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在一个实际管制还很严厉的地方,意识 形态的东西还在表面上主导着社会。不论自由派还是自由主义,为了保持其独立的思考与人格,都不会与官方意识进行合作。把与官方合作并得到现实利益者称为自 由派,其实就是栽赃的手法而已。

 

  另外,关于民族主义的话题,也是让这些爱国者痛心疾首的心病。其实,在任何时候,提到批判民族主义都会加上一个前缀:极端。极端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你和平抗议,这不叫极端;如果你摆脱了避孕套的命运,自由发表思想,这也不叫极端。只有那些满大街用弹弓子打日本车玻璃的;号称要牺牲一部分人的 利益来抵制某某的;叫嚣"核平"的才是极端。

 

  但为什么只要一说这些,不论自己是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都会跳起来?关于这个我还没想明白,好象是因为一谈民族主义就跟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避孕套们的爱国主义很难被局外人理解,所以我就不费劲进行分析了。

 

  全世界的猪都笑了

 

  曾经有过一个广告,是一条鱼赞颂正在烹炸它的油锅。关于这个广告我发挥了一通联想,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条赞颂油锅的鱼》。这文章引申出来的意 思就不多说了,但我与看过那个不粘锅广告的观众其实都很明白,不论这广告到底要说什么,相信那鱼会说话、并且还有心思赞颂油锅的人,基本上属于智力上的半 残。

 

  最近肯德基一条广告惹了点麻烦。据《江南时报》报道,很多观众对目前正在播放的肯德基广告很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广告的主要的意思是某不喜欢学习 的人,一边吃肯德基一边玩儿,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帮助他的好学生没考上大学,而这厮很不幸的上了大学,并且用"老北京鸡肉卷"的包装叠了个纸飞机,上面写 "小东加油"来鼓励那个好学生。按照提出质疑的人的说法,这是"误导消费者"。

 

  这广告其实不错,按照我一贯的思维方式,这广告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肯德基这种快餐被称为"垃圾食品",大学扩招后学生被成为"注水大学生"。吃 着垃圾食品的捣蛋学生考上了注水的大学,是对于我们现行教育体制很好的一种讽刺,所以基本可以算个公益广告。如果说误导的话,最后他们还要把那个好学生也 拉下水,实在是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整个公益广告的败笔也在于此。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没有幽默感的人,他们的理解方式就如同相信鱼会赞颂油锅的智力半残者一样。他们认为,这广告的意思是吃了肯德基就能考上大 学,不好好吃就考不上。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广告即使这么表现了,肯德基快餐就成了脑白金。说白了吧,这还真不能叫误导。真相信吃那些汉堡、炸鸡 就能考上大学的人,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虽然我不看好目前的大学教育,但对于大学的这点信心还是有的。既然都知道是荒谬的,这东西就只能是广告,而 不可能是误导消费者。

 

  广告这东西最大作用就是让你能记住产品,我无数次见过远比吃肯德基上大学荒唐的广告。看见某儿童吃了某儿童补品马上就跟超人似的的飞上天、用一 根雪糕能在空中画成一道彩虹,等等、等等。如果有人拿把枪对着我非要我相信一个,我宁可相信吃炸鸡腿能考上大学。毕竟这个还算比较靠谱。

 

  当然,我想讨论的肯定不是广告的好坏。关于误导消费者这事,还是交给专门的机构比较好。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似乎在生活里少了一点幽默感,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在很累的同时,还在不停的愤怒化。

 

  本来大众监督是件好事,不论是监督广告还是监督政府运作,其实都是正当的行为。但这种监督一旦有这种愤怒化的倾向,基本就会滑到鸡蛋里挑骨头的 地步。前些时候从广告歌曲里听出纳粹军歌的调子、文化争论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支持看来更平民化的韩寒,其实都是这种愤怒化的体现。大众的心理上已经把任何具 有强势的组织当作了敌人,所以很难用幽默的态度来建设,而只会用各种手法来尽量的挑刺。越挑刺就越多,越多就越挑,就跟得了强迫症的患者似的。

 

  这种心态当然一点也不好玩,至少不象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那么需要严肃的寻找其意义的事情,也不太需要非把自己当作被误导 了的智力半残者。被迫害妄想狂的思考方式,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要是还跟一个广告较劲,就象那歌里唱道:相信吃炸鸡就能上大学呀,全世界的猪 都笑了。

 

  一种先阉后放的恩德

 

  古代刑罚里把反抗的火种从根子上浇灭的方式一般是用株连的手法,从所谓"夷三族"进化到灭方孝孺十族,是为其进化的顶点。再往后这事情就没办法进化了,因为十族已经是及至,再上推一步的话,那就需要杀尽天下人才能达到目的。

 

  要说中国这地方的智慧实在是够无穷的,在小民看来已经不能前进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行为推进下去。就我浅陋的历史知识而言,后来发展了两种手法,都比直接把所有脑袋喀嚓下来要高明。

 

  一种是雍正皇帝的手泽。话说雍正皇帝得国似乎不正,有个读书人叫做钱名世的,不知道得到了写什么传闻,写文章揭露伟大的雍正皇帝。此人不是好人,因为他没有学习过闲言同志关于审慎与公允的文章,不知道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实在是不应该评论的。

 

  结果自然是雍正他老人家暴怒——虽然信息不是很完全,但看来还是戳在了肺管子上。按说诽谤君上是大罪,足够灭他几族以后,主犯凌迟的干活。但雍 正毕竟是政治智慧足够的统治者,在杀了一批人以后,单单把主犯留下不杀,还御笔亲赐匾额一方,上书"名教罪人"四个黑字。然后,让这位罪人自己每天讲解自 己是如何堕落的,起到了活教材的作用。而且雍正自己写了一部叫做《大义觉迷录》的书,为自己喊冤枉。很不幸的是,他儿子乾隆实在是没理解老爹的良苦用心, 登基后就把书给查封了,好象把活教材也给干掉了,创了儿子查禁老子文章的先例。后世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叫笑蜀,一高兴把一些当年某党关于民主自由的文字编 辑了一下,结果也被查禁。蜀中冉云飞大怒,认为这是千古奇谈。当时我就指出其错误:这是有所本的行为,符合我们这里"无一事无来历"的光辉传统。

 

  还有一种好象始于明朝,至少我看的一些记载上没发现更早的记录。一般来说,皇帝这种东西是不是比较仁慈很难说,但至少都说自己要施"仁政"。这说法跟"以德治国"其实没有什么大区别,一般都是最不仁的时候强调仁政、最缺德的时候以德治国。

 

  中国有个流传千年的邪教:白莲教,很多统治者听见这教就头痛,对付起来总是抓住就喀嚓了。后来可能觉得这种方式不是那么"仁",就换了种方式。 主事的人自然是难逃一死,而且家属里能活的也不多。但为了表现圣朝的仁慈,有些人还是不杀的,比如家属里70以上的老人、6岁以下的孩子。

 

  不杀归不杀,别的惩罚还是需要的。老人就不提了,反正至少是个流放,能不能活着走到地方很难说,孩子则用另外一种方式:阉割。这招比直接杀掉要 狠。全部把人杀掉固然显得很残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展示的材料。而阉割这个方式好就好在保全了展示材料的同时,还能不产生下一代,符合了斩草除根的愿望。

 

  最近听说某人发表了这么个讲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学术研究无禁区,随便可以研究。但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是有禁区的,错误的思想不能讲。我个人确实不 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都是正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在学成以后随便进行研究。这跟把6岁孩子的小鸡鸡割下来以后放了他,让他在"广阔天 地"里自由翱翔一样。这还翱翔个屁呀?从打根子上就没有这功能了,给他个女人都没办法使。

 

  是宏扬传统文化,还是种族主义的预演?

 

  早两年的时候,有一些人穿着所谓的"汉服"到北京的王府井附近走了一圈,并且去拜谒了明代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墓。那次活动当时被我讥讽为是一场张 扬的"汉服秀"。按说穿着打扮是公民的自由,作为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不应该利用报纸专栏的"公器"来批评这种自由,但上次那场"汉服秀"的指向实在是太明 显了——我们都知道,北京这地方供奉孔子的地方都有,而这场秀居然放过了孔子而拜祭到抗清名将的墓前,要说这里只有恢复文化传统的内涵,真是鬼都不信。

 

  前两天,国内着名学府复旦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国传统农历三月三上巳节的庆典,这个节日是祝贺春天万物复苏的节日。是日也,古人会走出房舍去郊外踏青采兰、互相祝对方吉祥。现代春游踏青活动,也渊源于此。

 

  如果我当时在复旦的校园,恐怕也会想去参加。但到了现场后,估计就没啥参加的欲望了,因为参加的同学们都穿的是"汉服"。简单言之,只要看过古 装电视剧的人(清朝的除外),都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景象。作为一个满族人,虽然文化认同上是认同华夏文化,可以要是参加到这个场景中,也会觉得多少有些不自 在,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这套所谓"汉服"引起的。作为黄皮肤黑眼睛的人,如果我不提到自己的民族属性,基本没人会把我当作非汉族的人士。可是一旦到这 种"汉服秀"的场合,肯定觉得自己是已经被排斥在外的。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同化过程,而民族服装则是一种分隔符号,是强调民族本身的特殊属性,并且把非 自己民族的人排斥在外的。即使象我这种没有半点少数民族情节的人,也很容易产生自己不被这个文化所接受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只有在看见这些"汉服"的时候才有,比如在云南这种少数民族大省,即使我身边走着都是穿各种民族服装的人,我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反而 因为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文化而兴奋不已。道理很简单,我们国家有五十六个民族,虽然各种文化都有生存的地方,但汉文化是最强势的,而且占据了几乎所有官方的 表达与话语领域。其他文化即使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也只剩下了研究与欣赏的价值,而不是象汉文化一样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文化。

 

  一个已经形成了这个国家文化基础的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还在刻意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并且用很明显的民族服装符号进行展示的话,我就真不 知道他们意欲何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在宣扬人人平等的时候,往往强势的民族与文化,都刻意使自己更具有包容性,并且不去强调自己特殊的民族符号。这既是对少 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保持自己文化优势的方式。

 

  强调这种外在文化符号的后果,就是在削弱主体文化的包容性。如果只是复兴传统文化,虽然我不是很感兴趣,但并不担心什么。因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 包容性与自我的更新能力,还是有其可观之处的。何况即使复兴不成,我们还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进而形成新的传统。但这种盗用文化之名而强调种族外在差异的 行为,根本与传统文化无关,完全是一种种族主义比较温和的版本。其指向并不是抗拒或者同化西方文化,而是把本来就作为强势文化汉文化更加的凸显出来,形成 对国内其他民族更大的优势与隔离。

 

  联想到前两年"汉服秀"与这两年在网络上某些汉服宣传者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我个人对这种目前越来越扩大的、近于种族主义的服装秀很担心。除了担 心一旦流行开以后,有可能看见某人寸头皮鞋、宽袍大袖招摇过市而引起生理不适以外,主要就是担心本来很少有种族问题的中国,会因为服装问题出点什么毛病。

 

  无耻与无趣的妄人与大侠

 

  武侠故事里,大侠们的功夫总有个高低上下之分。第一次华山论剑评出了五大杰出青年,第二次华山论剑属于换汤不换药,除了中神通换成了他师弟。第三次则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方式,代表第三梯队已经开始正常成长。

 

  其实这事一直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怎么说呢?这几位老兄就是个小圈子里比了一下,然后就排定了坐次。这事既没有见证、也没有公证机构出来公 证一下。要是放在现在这社会,肯定把大家都笑翻——做个音乐排行榜还要假模假式让听众进行一下投票,您几位就这么把天下英雄都鄙视了一下,也未免过于蒙太 奇了。

 

  但武林中的地位有个最硬的指标,就是你可以不服气,但你要拿出比一样本事,至少能硬得过一灯老秃子的手指头、老叫化子的巴掌。有了这种硬指标,随便你说什么都行。这个指标好就好在有个标准,至少比艺术上的排名靠谱,也比我们这里的"消费者信得过产品"靠谱。

 

  但这种方式也有个缺点,就是具有这种硬指标的人士,经常不把其它指标没那么硬的人不太当回事儿。比如说在《神雕侠侣》最后的时候,这些指标比较 硬的人士在自己把自己分别发了一个武林中的地理方位性奖项及荣誉称号后,皆大欢喜中走下华山之巅。兴奋之余,看见一帮人也在那里进行"华山论剑"这个活 动。

 

  这个可是个大事,按照功夫就是硬道理的规则,这些鸟人竟然还有脸争什么天下第一?结果,刚刚获得"西狂"称号的杨过同志就用一阵音量巨大、不用麦克风的大叫——文言文中,这叫"长啸"——把这几位给请下去了。据说当时风云翻涌、百兽逃窜,N只鸟都被吓得直接撞山而亡。

 

  华山那地方我去过两次,除了山顶上还有空地让几十人练练拳脚兵刃外,半山腰可没地方让同志们动家伙。这个地理上的问题虽然是瑕疵之一,但也没什 么大不了的。这段故事主要是要说明,这世界上总有些妄人,听见什么华山论剑就过来起腻,实际上屁本事没有,只能给英雄们的传奇增加点花絮什么的,效果近似 于某些大人物除了文成武德以外,还有勤俭节约的习惯等等。

 

  我有个朋友曾写过一篇极短但极精彩的小文讽刺这些妄人,其中警句如下:1、致以诚挚的谢意2、把裤腿子放下。其实完全不必要这么虚伪,直接告诉这些人不够资格也就是了,提醒某人裤腿子如何,完全就是在大庭广众下提醒某人拉链没拉,属于用外在形象丑化内在品质。

 

  但这事最核心的问题,即不在于武功的高低,也不在于是否放在裤腿子,而是高人们不能容忍别人自己找个乐子。就象《无极》不能容忍《馒头》一样,凯歌先生说胡戈无耻,而大家都说他无趣的紧。

 

  有血性的奴才让我不寒而栗

 

  小波先生曾有言: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此言只是部分真实。不光知识分子,我相信任何正常的百姓,都怕生活在不理性的年代。我是个正常的草民,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我对不理性的年代是这样理解的:某些人为了一己的"理想",煽动许多人做些着三不着两的混帐事。而这些被煽动的人,居然按照伟人的话去干,就象 喝高了似的,完全没有了理性。这样的人多了,这个时代就是不理性的时代。但这个我认为最可怕的事,好象不是什么可以拿来说事的标准。最近,一位先生就公开 的宣称:恨不得早生多少年,做某伟人的奴才。

 

  这位自愿卖身还收不到钱的先生,无疑是这个不理性时代的帮凶。要知道,一旦成为某人的奴隶,还可以想着赎身什么的,要是自愿成为奴才,这腰就是绝对直不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奴隶起义,你可看不到奴才的起义。

 

  如果这个奴才只是在主子面前低声下气的——比如我们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太监、家丁等人物——我倒是也不用担心。毕竟那种少了脊梁的玩意,在我们这个日趋正常的社会中,不会掀什么大浪。我害怕——倒也不全是害怕——而更多的是担心另外一种"另类奴才"。

 

  该奴才不是象那些没有了脊梁骨的小奴才那样卑躬屈膝,而是满腔的热血。盖因此类奴才根本是从思想上就是很崇高的。他们是被自己的主子的一腔"热 血"或是貌似热血的言论感召过来,自动放弃自由的"血性奴才"。由于有主人光辉的理论垫底,并且从根上就相信主人的"高尚人格",自然觉得自己比众生高了 一截,随着主人的形象,自己也光辉灿烂了。

 

  如此高尚的情节横梗胸中,自然这奴才的样貌也有了些不同。对主人还是敢与批评的,甚至是犯颜直谏的样子。不过,在任何犯颜直谏的"白简"的底色上,基本全都印着"吾皇圣明"的水印。

 

  在这些血性奴才看来,"吾皇"从来都是没有错误的,任何错误都是手下奸臣捣乱,或者是"吾皇"的雄才大略不被理解。我等草民无论如何不是"吾 皇"肚子里的圣蛔虫,不能知道伟人是如何运筹帷幄、曲线爱民的,所以,对伟人花花肠子缺少直观印象的我,只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找论据。而中国的语言很奇 妙:明明是被杀得大败,可以叫"丢卒保帅";明明是人祸,也可以让它成为"天灾"。尤其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血性奴才如何说都是道理,反正你不能找阎王去 取证。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还不能让我担心。我担心的是,一旦出现了伟人的苗裔,从精神上继承了伟人的"财富",这些血性的奴才可以大展所长的时候, 我的脑袋就实在是危险了,即使我有能力在这些血性奴才打破我脑袋前,打破了他的脑袋,也可能被其"热血"浇了一头一脑——这不是狗血喷头吗?倒霉透了。

 

  借用这位先生的话说:我真是恨不得晚生些年头,至少等这些奴才绝种后再来这个世界。

2007-02-09

有关人口红利的文章






少生了四亿人 人口红利推动中国迈向经济强国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1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抚养负担轻,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带来的消费升级,体现着中国经济增长内生性的特点.(资料图片)  

     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11日发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生育率迅速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三分之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据了解,按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可依次分为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低少儿、高 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 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图表来源:中金公司 张大伟制图         图表来源:国金证券 张大伟制图 

    银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对本报记者表示,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上一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就业范畴,由于劳动力供给很大,工资相对较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便相应建立,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增长。"

    北京多科德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李长安对记者表示,中国正式享受人口红利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

    课题组还提出了国家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包括: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据悉,在这个战略目标发展过程中,我国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正处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抓住这一机遇,实施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是化解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 择。

 人口红利还能享受5-10年?

    对于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人口红利提升资产价格》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而在2010年以前,工作人口占比的提高,将使居民储蓄率保持高位,进而促使资产价格上涨。

    招商证券发表报告认为,人口红利可持续至2013年。

    两项人口红利集中释放

    新中国建立后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婴儿潮,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人已经稳定地进入了劳动市场,并推动中国储蓄率的增长。

    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后,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生育率迅速下降,生育率的下降,降低了抚养支出。

    中金报告认为,一方面是储蓄率增长,另一方面是抚养比减少,目前中国就处于这两项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表示,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

    人口红利面临枯竭

    记者了解到,受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在2005至2020年期间,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一个新的婴儿潮或将产生。

    国金证券发表报告认为,随着新生育高峰的到来,由于抚养开支的增加,人口红利将因为新婴儿潮而被逐渐抵消。

    中金公司也提醒,随着中国人口逐步老龄化,人口红利或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转折,也就是说,中国还能享受5-10年的人口红利。

    "事实上,未来人口红利没有潜力可供挖掘,对我国来讲并不是坏事情。"左晓蕾说,中国的发展不能永远依靠人口红利,我们要抓住时机,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同时也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缓解高储蓄率

    虽然人口红利或将步入衰退期,但是目前,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还是导致了我国储蓄率的居高不下,高位储蓄率也使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股市也应声逐步上扬。

    记者了解到,高储蓄率能压低市场利率,进而形成强劲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06年全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1774亿美元,流动性的增加,使中国资产价格步步上涨。

    中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推出政策缓解高位储蓄率,一旦等到人口红利在若干年后转化为人口负债,高储蓄率将骤然降低,资产价格的泡沫将破灭,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破坏。因此,中金建议政府部门可推出企业年金、增加社保开支等形式,分散储蓄。

    ■记者观察■

    人口红利枯竭不会拖累中国经济

    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好处多年以后,日前不断有学者提醒,未来几年,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被耗尽。

    事实上,记者了解到,随着人们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人口红利的枯竭并不会拖累中国经济。

    解放初期,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多。到了2005年,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大大提高了。

    李长安对记者表示,在享用人口红利的同时,我国应考虑为人口增长减速预留避险空间。他对记者表示,未来10年左右是享受人口红利的 最佳时期。因此,在目前的宏观政策上,恰恰是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他建议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

    而对于第四次全国生育高峰的到来,国金证券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新的婴儿潮虽然在逐渐削弱人口红利,但是它也带动着非耐用消费品、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增长,其中,以生物疫苗、奶粉、日化、健康护理等行业受益最大,其最主要的是增强了中国经济内生性的特点。

    国金证券表示,通过美国经验看,超过三分之一的"漂亮50"中的消费类股票和医药类股票,因为婴儿潮的到来而表现优异。很多消费类股票纷纷在人口高峰时期创出新高。而中国的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到来,或许能催生出中国消费类股票的"漂亮50"。(何鹏 阮奇)


人口红利维持15年 老龄化将终结全球低利率

www.eastmoney.com   2005-11-21 15:51   陶冬   《新财富》

  当前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以至全球的低利率。 十年之后,由于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中国没有了就业压力,便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外汇储备增速将会回落,由此可能在2015-2020前 后引发美国的债市暴跌,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老龄化还可能使金本位在2030年重临。中国老龄化也将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十年后,廉价中国制造品将开始 退出世界市场。

  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 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冲击。从制造业到资金流向,中国在制造着世界的 革命。从原材料需求到汇率变更,中国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的心。当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当国人兴高采烈地计算何时经济可以超越美国时,人口老化的阴 影已悄悄笼罩在中国社会的一角。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老化来得更突然、更猛烈。对于一个强烈依赖制造业、人均收入每年 不足1000美元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比工业化更难应付的挑战。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对制造业的分布、资金的趋势、世界储蓄率的变 化以及各国移民政策,带来重大且目前尚且难以量化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时间基本上与以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地区的老龄化进程相重合,更加大了这一难 题的复杂性。

  "人口红利"最多维持15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人口已剧增7.5亿。急降的新 生儿死亡率和大幅上扬的平均寿命,将中国人口拉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上的改善,中国人平均寿命预期由1949年的41岁上升 至2000年的70岁,名列低收入国家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图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共和国自己的婴 儿潮。人们谈及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多与改革和开放相联系,其实,"人口红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婴儿潮下,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劳工投 入社会,投入建设。这批人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 年更进入重化工业。相对年轻的社会下,每一个老人的背后,有6名多劳动人口支持供养着,社会负担不重,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支出。

  然 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10年,最多15年。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美国战略及 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的时间上,与此略有不 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是社会老龄化。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7%,是美国当时 的一半,今天则上升至12%,是美国的2/3(图2)。到2040年,老龄人口预计占中国总人口的28%,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每一个60岁以上老人的抚 养,上世纪70年代有8个劳动人口在支持,今天有6个劳动人口支持,到2040年只有2个劳动人口支持(图3)。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由1970年代的 5.8,跌至今天的1.7左右(个别大城市更低至1.2)。

  "中国制造"模式十年后难以为继

  中国人口老化对自身 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制造业的冲击。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崛起,对整个行业进行了重新定义,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 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改变。毫无疑问,拉动中国制造业的第一要素是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是"中国制造"的法宝。中国制造业工人 工资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而马来西亚工人工资是日本工人的1/10。中国工人工资是墨西哥工人的1/4,而墨西哥工人工资是美国工人的1/10。印度 尼西亚、印度的工人工资低过中国,但是当地严苛的劳工法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拖累了制造业的发展。

  去年夏天开始在华南、华东一带出现的 "民工荒",为中国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中国暂时还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民工荒"更多的是将过去10年民工收入的零增 长,进行一次过补偿。只要工资有所增加,民工还是请得到的。今后几年,中国政府的忧虑,仍是为民工找工作,而不是为没有人打工发愁。但是一个新趋势已经形 成。中国的劳动力年增长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2.2%,降到今天的1%。而5年之后则几乎接近零增长。在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新增劳动力中每3人中便有 一个来自中国,这是打造制造业王国的人力资源基础。到下一个十年,全世界新增劳动力中每12人中才有一个来自中国(表1)。换言之,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模 式,十年以后便难以为继。中国要想维持制造业的荣光,要么加大资本投入,要么提高科技含量,总之人均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讲,"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可能还有十年保鲜期。之后,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可能加上自有品牌的诞生,中国产品的价格会逐步上升。这种趋势在日本、韩国的发展周期中也曾出现过,不过它们的产品供应种类要远少过今天的中国。

   当中国越上一级世界产品链的台阶后,会不会有国家可以接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加工厂"?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是最有可能的一个,不 过当地的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相当的差距。至于拉美、中东甚至非洲,那里的工资并不便宜,而且工作态度很成问题。笔者倾向于相信,中国之后再无中 国式(割喉减价式)价廉物美,而代之以较贵的替代品。这对全球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大损失。

  未来中国外汇储备

  增速回落可望结束全球低利率时代

   中国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全球性低利率时代的终结。全球共计100兆亿美元的财富中,一半在美国,剩下的主要在欧洲和日本。欧洲的退休基金和日本的企业资 金一直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主力,也是过去填补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但是,近几年欧洲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亚洲央行因干预汇市、稳定本国 汇率而积下大量外汇储备。因此,亚洲外汇储备成为国际资金中的新贵,其一举一动尤其引人注目。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近来成为亚洲货币的 一项指标,也成为国际热钱冲击的对象。自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暴增489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总储备的4.6倍。预计中国会在明年初超过日 本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总外汇储备预计超过1.1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不动或小动,出于出口竞争的考虑,亚洲其他货 币中没有哪家敢大幅升值,因此其外汇储备也会跟着暴涨。估计亚洲总外汇储备在2010年时超过4万亿美元。

  央行手上控制如此多的外汇 储备,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不同,央行的任务不在于投资赚钱,而是维持汇率稳定、制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在投资组合上可以 作些微调整,但是总体而言央行投资取决于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而不是对风险、投资回报的判断。这就解释了亚洲央行为什么一窝蜂地投资美元资产。在过去两年, 美联储将短期政策利率由1%加至3.75%,可是长期国债利率几乎没有上升,其背后便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央行不停的购买。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 以至全球的低利率。

  亚洲外汇储备的急涨,不可能是无限期的,要么美国政府对目前的双赤字政策作一个根本的纠正,要么继续拖下去,直至 亚洲不再支持这场游戏。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这场游戏的终结者。今天中国为了就业和出口,不惜代价地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十年之后,中国劳动 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能令劳动力短缺提前。没有了就业压力,中国便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如果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亚洲其他国家也 不必像今天这样干预汇率。亚洲外汇储备增速回落,支持美国债市的回流资金自然变少,届时美国债市利率可能急涨,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老 龄化还可能导致金本位重临。纵观世界各国,没有一国为即将来临的老龄社会作出充分的财政拨备,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普遍不足。1995年时,10.5%的美 国人口为银发族,2030年时17%为银发族。1995年时日本有11.5%的人口为银发族,2030年时23.1%为银发族。1995年时意大利有 19.7%的人为银发族,此比例至2030年将升到33.3%。在发达国家,超高龄人口(80岁以上)更会较1995年上涨8倍。这部分人在医疗费用、人 手看护上的需求肯定远大过其他年龄段。1995年时,退休福利占发达国家GDP的7.9%,健康保险占GDP的6.3%,2030年时,两项福利会分别占 GDP的12.1%和11.6%(图4)。换言之,发达国家GDP产出中的1/4,会被老龄社会消耗掉,产生不出任何再生产效益。今天退休年金消耗发达国 家0.2%的总储蓄,2030年时,它耗用7.4%的总储蓄,2040年时更高达12.1%(图5)。

  如此沉重的老龄负担,是任何一 个社会也承受不起的。由于劳动人口骤减,通过加税(目前税负已经很高)来筹措资金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老年人届时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益团体。如果今天都无 法推出削减社会福利法案,相信20年后在一个老龄选民势力益强的社会中,通过的机会更小。笔者相信,到时各国政府惟有通过货币扩张,即印钞票来应付日益膨 胀的福利开支。这样做势必破坏政府信用,导致通货膨胀和高利率。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大胆预言:十年后廉价中国制造品开始退出世界市 场;2015-2020前后,美国债市暴跌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金本位在2030年重临;十几年后,各国放宽移民限制,年轻人成为争夺的资源。这些并不意 味着世界的末日,不过那个世界和今天的大不相同。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极速耗尽 将重蹈前苏联覆辙?




   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 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剧减 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 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正当中国人大多认为,中国啥都缺,但惟独不缺乏劳动力时;正当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许多劳动年龄人口下岗、许多大学生就业困难时,有人口 学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曾经有过的一些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很高,事实上,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 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后者的数字为1.1%,而中国仅仅是0.4%。蔡日方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持续保持高增长?这一中国奇迹出现的因素何在?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蔡日方 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蔡日方解释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 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应当说,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从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蔡日方得出以下数据: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

  而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的约束的。由此,蔡日方称,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 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蔡日方的结论是,1983年 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时还表明,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 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 D 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 D 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大约为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蔡日方举例说,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前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

  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是,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从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

  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 大相径庭。他说,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 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 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 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根据上文所述的研究成果———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的结论,蔡日方认为,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 将不复存在。综上所述,蔡日方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

  蔡日方说,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蔡日方说,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针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两方面解决方案,一是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

  未来增长靠什么

  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尽可能长的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蔡日方提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 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同时他认为,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 "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 上升。

  蔡日方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剥夺劳动者。

  综上所述,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 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 泉。(刘黄)

  相关链接:中国人口条件将巨变 逐渐放宽生育控制政策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一味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中国应适当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今日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则认为,二00六年至二0一0年是中国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平稳过渡的最好时机。逐渐放宽生育控制政策可避免人为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

  链接:计划生育支撑房价飞涨

  问题何在?中国人超出预测的旺盛购房能力来自哪里?我认为除了人们谈论较多的那些因素之外,有两个因素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 里,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从而推升房价的上涨;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几十年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城市中形成 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事实上,这个因素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会比个人收入每月增加几百元要大得多。

  有调查显示,25至28岁的年轻人是北京购房的中坚力量。有专家指出,在欧美一些国家,年轻人一般毕业大概十年以后才买房子,购房主力是35岁 以上的人。而我国买房的不但大多是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而且是一毕业就买房,买房就要买大房子。对于20至30岁的购房群体,我们至少可以认定两点: 第一,他们主要是为结婚安家而购房;第二,就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即使考虑到按揭的因素,也并不具有这样的购房能力。   (编辑:方方)

人口红利消失有多少好处


  人口红利的消失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

  最近,很多观察家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十年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社会保障有力的经济目标,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显然,一国经济在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

  中国已经享受人口红利多年,专家称单单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至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6.8%。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到达,届时,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无疑是一场灾难。与西方国家的经历不同,人们对中国的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因为我们可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按照流行的观点,归纳起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而且,有意思的是,稍加剖析就可发现,上述流行的观点与另外一些同样流行的观点存有颇多矛盾之处。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真正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很小,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焦头烂额。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一样,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经济未获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中国的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我们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振奋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目前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正合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通过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到2020年,比起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并把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体制,养老保障的这种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而在很长时间未能绕过"马尔萨斯陷阱"。如今,与人口有关的另一个陷阱———"老龄化陷阱"又摆在了中国面前。但挑战总与机遇并存。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不正是我们孜孜追求的吗?

  作者:傅勇   来源: 国际金融报

侯东民:是人口问题还是人口红利

    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新学说。

    由于中国老龄化过程加快,这一学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关注,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相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25%应归功于人口"红利",但红利窗口行将关闭,人口政策因此应该调整。

    回顾"人口红利说"出台前后,可以发现,以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忽然成为"红利"而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无论理论与实践上,均有讨论的必要。

    两种不同的生育率转变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这一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条件适宜,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

    可见人口"红利"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人口学事实,一是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二是按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这两个事实在人口转变一定阶段必然存 在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否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统一研究中外这一特定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转变。

    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又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得到额外推力。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

    生育率下降后,也会凸现劳动力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是人口问题惯性的表现,还是人口"红利"的到来?

    通常人口问题的影响不是短期的,出生率下降后,以往过多生育的不利影响仍可能"惯性"存在,甚至更明显地展现。不划分两种背景,由人口年龄结构表面的相似性论社会负担,就可能引起歧义与误导。

    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白皮书,1994~1995》的"人口"部分讨论我国老龄化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时已经指出,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系数只是"表观"的,社会存在不容忽视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时,简单以此论人口与经济关系,可能失之偏颇。

    因为"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与"五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人口与经济关系肯定不同,前者中的两人现实上虽然是劳动者,分析中只有看成是被抚养者,才可能区别 两类人口与经济关系。否则,这种数据的误用会造成意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却恰恰忽略了迥然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背景。

    在上述报告中,我们曾比较1992年中国与西方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抚养系数。例如,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1992年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挪威总抚养比是 56,中国只是49,但将当年一般认为的1.5亿剩余劳动力纳入非就业人数计算,中国几乎高出挪威50%。高出幅度之大,足以说明1992年以后,相对长 的时间内,中国实际抚养系数及与之联系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虽与老龄化发展息息相关,但相比之下,社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努力可能有更大的影响。

    是人口负担,而非人口"红利" 

    1.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口控制,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本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下面仅从农村剩余劳力角度作一分析。

    1978~2005年,由于非农建设,我国减少耕地近2亿亩,而全国播种、收割已大面积机械化。农药、化肥广泛使用,也大大减轻了劳作强度,缩短了劳作时 间。但1978年到2005年,在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因人口增长,我国农业人口仍净增1亿多,农业劳力净增近2亿。虽净增2亿劳力中约1.8亿已经 从事二、三产业,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而1978年耕地比今天多约2亿亩,农业已存在大量劳动力 冗余。

    假定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充分就业劳均耕地需10亩,而不是现实中约6亩(不充分就业下1978年劳均已7.5亩),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只需约2 亿,实际农业劳动力近5亿,其中一产劳力为3.06亿。因此,尽管经济有超常表现,1978~2005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力问题并没有解决,绝对数量甚至 还在增加。 

    事实上,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2.经济发展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与人口"红利"的关系。劳动力多而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现象,是人口"红利"概念较广泛得以认同的重要原因。剩余劳动力问题确实可能某种程度显示出世界上事物的两重性,但是:

    第一,如上所述,总体上这不能改变这一期间经济在快速发展,而人口问题始终困扰的基本性质。

    第二,印度生育率居高不下,其近年发展表明,只要劳力成本低,条件适宜,外部投资青睐,一定时期内经济也能较快发展。其经济发展得益于劳力成本低的现象, 与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期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问题也是明显并存的。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 过有效论证。

    第三,为什么在生产、消费环节,现实中可以觉察到这种人口结构确实有利于拉动消费或增加储蓄?生产、消费环节的这种感觉是实在的。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剩 余劳力问题主要是以潜在方式而不是失业方式存在,生产、消费环节直接面对、认识的现象是"三人的活五人干"中的"5个人","感觉"不到剩余劳动力的潜在 背景及已经潜在打了折扣的劳动者们的储蓄与消费,并不奇怪。

    第四,剩余劳动力问题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以靠低成本而发展的好事,这一认识并不妥当。社会没有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导致低成本对资本的吸引,才是真正 的好事。如果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人口控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起点本来会更高,在起点更高的位置上发展好,还是降低了起点,再以低成本人口"红 利"达到那个起点,在多出几亿人口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更好?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看,笔者认为现实上很难认为中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怎样看待人口"红利"行将消逝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把当前阶段称为人口"红利"的受益区,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口问题将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老龄化问题,这是我国人口政策需要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性质。

    中国确实面对老龄化加快发展问题,但中国老龄化与西方最显著的不同,是老龄化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随。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 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一定的发展态势下,两者如果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将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的状况,也将减低人 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则可能加剧矛盾。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规模问题依然长期有深远影响。例如,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西方劳均耕地规模目前为中国的几十倍,日本也为中国4倍。在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政府补贴已受到国际贸易规则日益强化的约束。因此,我国农业经济靠自身力量发展,今后必须大力提高人均经营规模。

    但中国一产劳动力保有1亿,劳均增长4倍达1.5公顷,才等于目前日本的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就应在2亿以上。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转移了农业 劳动力2亿多,产品已经充斥世界市场,家电、皮鞋、纺织品等,已经占世界市场很大份额。国际市场已经有强烈反应。不谈今后国内生产效率还会提高,仅再转移 2亿农民,中国人能生产、供应多少产品,即便是扩大内需能消纳多少?即便生产效率不提高,这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近来,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在崛起,参与抢夺世界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发展走产业升级道路已不可避 免。但这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将减少。所以,即便中国经济保持快速的发展,人口规模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完全可能继续长期困扰中 国。

    人口规模依然严重

    事实上,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矛盾在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方面的预测已经指出,2020年左右,中国主要矿产将依靠进口。下 一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渐尖锐,可能使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警惕人口规模方面的不利影响,依然是今后中国人口政策必须谨 慎地、乃至优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人口红利说"及中国人口政策调整问题,只是偏重人口结构问题,没有充分重视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并存特点,没有充分重视人口规模问题对中国今后依然有的重要政策意义。

    相对于人口结构问题,作者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矛盾,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方面。至于人口结构问题,不过是中国人口控制必然的代价,所谓世事两全难,主要应依照社会经济政策削减其不利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