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二百亿 培育本地人才
《2008 - 09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投资约200亿元，培育本地人才，包括一次性拨款180亿元成立研究基金、增加800个研究院课程的资助学额，以及拨款10亿元协助青少年就业。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史美伦表示，欢迎政府加强支持研究工作，新措施正好能配合院校因新学制，而准备额外聘请约1,000名学者的安排。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公布今天（2月27日）财政预算案时表示，多元化的研究和发展是维持经济增长，以及提升香港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预算案建议，由2009 - 10学年开始，逐步增加800个研究院研究课程的公帑资助学额，涉及开支每年接近3亿元；并建议一次性拨款180亿元，设立研究基金。
基金及其投资收益可取代现时每年拨给教资会研究资助局的经费，部分款项也可支持特定主题的研究。曾俊华表示，基金的投资收入可为院校提供稳定及更多资源，支援研究工作。
教育开支年逾五百亿
教资会欢迎政府加强支持研究工作，主席史美伦表示，新措施正好能配合院校因「3＋3＋4」新学制，而准备额外聘请约1,000名学者的安排。教资会秘书长史端仁认为，基金会提供可观的投资回报，研究拨款将有更长远及稳固的基础。
教资会将与政府，讨论由现时拨款模式，过渡至运用研究基金的详细安排；并研究如何分配新增的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
曾俊华指出，教育开支占政府总经常开支约四分之一，每年超过500亿元，在所有政策范畴中，占用最多政府资源。
在未来的财政预算案中，将提供足够资源，配合2008 - 09学年起免费提供高中教育，以及由2009 - 10学年起实施小班教学的政策。
免费教育由9年增至12年后，每学年用于教育的额外开支，将达12亿元。
拨款十亿助青年就业
曾俊华强调，继续提高本地人口的教育水平，鼓励终身学习，加强各年龄阶层人士的技能和竞争力，以及纾缓劳动人口缩减造成的问题。
预算案也建议，未来3年共拨款约10亿元，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为15 - 29岁青少年开创3,000个为期3年的职位，协助青少年就业。
曾俊华表示，将积极吸纳内地及海外专才，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及改善人口结构。
他指出，工作年龄人口在2014年后将逐步下降，人口老化问题也加重工作人口的负担。
人口老化削港竞争力
现时每两名长者，由约12名工作年龄人士支援，但到了2033年，每两名长者只有约5名工作年龄人士支援，即每名工作人士的负担，将加重超过1倍。
曾俊华表示，除非劳工生产力大幅提高，否则人口老化降低本港的生活水平，削弱整体经济的活力及竞争力。
他指出，当局自1997年起，共吸纳了超过20万名人才来港；香港入境处已放宽「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龄限制、语文能力和工作经验要求，以及非本地学生毕业后留港工作的安排。
当局将积极利用驻外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加强对外宣传输入人才计划和非本地学生留港工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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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9
生存竞争与中华文明的早熟——读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forcode：这是李康老师"国外社会学说"的课程作业，中文读后感一篇，我读的是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经典《文明的进程》，第一卷读了三分之二吧，挺有趣的一本书，读后感和书摘我就录入了五十多条，放在论文的后面吧。本书在豆瓣的地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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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社会的人口密度、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会影响到其社会内部生存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频率和强度。而越是社会冲突剧烈的社会里，上层阶 级越是重视等级的差别，礼仪就越受到重视。于是，在这样社会冲突剧烈的社会里，埃利亚斯所论述的情感控制不断强化和细腻的机制才得以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文 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中华文明早熟的原因，也是近代西欧文明快速成熟的原因。
【关键词】埃利亚斯;中华文明;情感控制;古代人口;生存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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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利亚斯在该书前言中认为，二十世纪的社会学著作很少涉及宏观社会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化的问题就这样被冻结了起来……'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却几 乎已经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为什么十九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却一下子转向状态研究了；为什 么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几乎再也没有人去为阐明长期的社会进程而努力了。"[1] 埃利亚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二十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和潜在的核战争危险——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展"[2] 产生了怀疑，人们在回顾十九世纪的宏观社会变迁理论时，对这些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一目了然。另外，二战之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西方老牌殖民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相对下降，"对于很多人来说，进步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了，对所取得的实际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增加了。"[3]在 一定程度上，在十九世纪涌现的各种宏观社会变迁理论因为向那些对未来有着美好幻想的人们描述和论证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大行其道，而二十世纪之后，西方社会的 这些客观变化使得社会对于宏观社会变迁理论的需求和信任大大减少。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一书则试图从经验材料中总结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宏观社会变迁理 论。
通过分析中世纪以来西欧社会礼仪规则的变迁，埃利亚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文明的进程中，情感控制日趋强化和细腻，"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4] 如果埃利亚斯的这个结论不仅仅适用于近代西方文明，也适用于古代西欧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非西欧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那么，从情感控制的维度而言，中华文明的确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
"……（'礼貌'）这一概念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一缩影作为一个阶段和一种模式，对西方社会的教养以及'文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这之前的封建社会。同时，'礼貌'这个概念也标志着一个囊括了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的形态。"[5] 在 埃利亚斯看来，"礼貌"是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埃利亚斯对"文明进程"的讨论就替换成了对"礼貌的演变过程"的讨论。有学 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礼治社会，"礼"在中国历史上被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实际上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则。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倡"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克己复礼"等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都在于自我克制。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修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本能——情感、欲望等——的克制，以达到"礼"的要求。因此，从情感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确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达到了很高 的文明程度。
埃 利亚斯本人在讨论礼仪演变时，也很自然想到了中国。在讨论餐桌礼仪中关于餐具使用的礼仪时，他提到："特别是在具有更加悠久的'文明'历史的中国，把分割 牲畜置于幕后的做法比西方国家要早得多，彻底的多。在那儿，文明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了牲畜的肢解和切割完全是在幕后进行的，在餐桌上根本就不用刀。"[6] 从餐桌礼仪所反映的对"残忍"行为的容忍界限和情感控制而言，中华文明的确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那 么，为什么中华文明如此早熟呢？中华文明如此重视"礼"和强调"修身"的原因何在？是否如埃利亚斯所言，"礼貌"在最初发源于上层社会，体现了上层社会的 自我意识、品味和修养，随着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礼仪和行为方式的学习模仿，上层社会被迫不断细化礼仪规则和行为方式，以巩固越来越模糊的身份区隔？埃利亚 斯所论述的这种机制在人类社会中——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或许真的普遍存在，显而易见，这种区隔机制与"时尚"等社会行为的演变机制类似：某些行为方式 ——无论是着装、发型，还是礼仪、用语——往往具备"地位标志物"的属性，"地位标志物"——比如名牌服装、豪华轿车、昂贵的首饰——作为身份的象征，能 够帮助社会互动的双方识别对方的社会地位，地位较低的阶层为了在社会互动中获得互动对象更多的尊重，会通过追逐"地位标志物"来欺骗互动对象，使对方误以 为自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当一种"地位标志物"被仿造的成本越来越低，而且仿造得越来越逼真，使得社会下层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能力获得仿造品时，它就失去 了成为"地位标志物"的资格，于是，上层阶级被迫选择新的"地位标志物"[7]。这种机制与埃利亚斯所论述的"礼仪"的演变机制何其相似！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中华文明的早熟，因为这种机制可以解释在文明的进程中情感控制日趋强化和细腻的动力，却无法解释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为何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早达到文明进程中的更高阶段。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礼仪规则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礼仪规则都具备减少社会冲突的功能。"如果有人向小孩要刀，小孩应该把刀在自己的餐巾上擦一下递过去。递过去时他必须自己手握刀尖，把刀柄向着别人，否则就有失礼貌。"[8] 餐 桌礼仪的这项规定很清晰地说明：礼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社会互动中的潜在冲突和走火。这让人想起了动物社会的一些互动规则，对于狼或者老虎这类凶猛的 哺乳动物而言，身上的利爪和尖牙既是捕猎的得力工具，又是与同类交往时的潜在威胁，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这类肉食动物与同类互动时的行为方式中演化出了类 似"礼仪"的本能来：在争斗中，认输的狼或老虎会躺在地上，将自己软弱的腹部、颈部暴露给对方以表示友好和服从，对方看到这样的情形，一般都会停止进攻。 人类社会的很多礼仪规则与此类似，通过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来表示友好和服从，此例中"自己手握刀尖，把刀柄向着别人"就是很明显的将主动权交给地位较高的一 方。
"大家在一个盘子里就餐时，得注意在社会等级最高的人尚未动手之前，不要把手伸过去。也不能绕过自己面前的菜盘到别处取菜；更不能挑选最好的肉块，哪怕是最后一个取菜。"[9] 这 条礼仪规则很明显地也是一种让出主动权，而且是地位较低一方向地位较高一方让出优先权，前述的"递餐刀"的礼仪也同样要求地位较低一方让出主动权。无论是 在动物社会还是人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一方往往拥有更锋利的爪牙、更强健的体魄或者更多的权力、资源，如果地位较低的一方不通过一些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臣服， 让地位较高一方误以为自己将挑战其地位，那么地位较高一方将予以惩罚，结果是地位较低一方遭受重大打击，而地位较高一方也会付出一定代价。因此，礼仪作为 一种表示臣服的等级区分的工具，能够帮助地位较低的一方减少因为地位较高一方的误解导致的惩罚，在这种过程中，地位较低一方实际上被地位较高一方驯服。于 是，礼仪这种工具，减少了不同等级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
为 什么埃利亚斯所论述的导致情感控制日益强化和细腻的机制在近代西欧才发生巨大影响，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达到很高文明程度呢？从餐桌礼 仪中的餐具而言，古代中国就已经完全摆脱了刀、叉这类"野蛮"餐具，取而代之的是"文明"的筷子，从餐具使用所反映的情感控制而言，古代中国的文明程度要 高于近代欧洲。中华文明为何如此早熟？而近代西欧文明又为何如此快速成熟？从前文对礼仪所具有的减少冲突的功能的分析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猜想：古代中国社会 的冲突水平已经很高，所以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对于"礼仪"这种冲突减缓工具的需求更早；近代欧洲由于社会冲突水平越来越高，导致近代西欧社会对"礼仪"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
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的冲突水平如此之高呢？为什么近代西欧社会的冲突水平越来越高呢？古代中国的社会冲突水平很可能要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密集和自然灾害频繁导致的生存竞争是一个客观因素。"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200年的夏禹时代，我国人口约为1350万人。到战国末期，诸侯国连年混战，人口减少至约1200多万人。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朝，当时人口约3000万。"[10] 古 代中国比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而且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洪灾、黄河决堤、蝗灾、旱灾、战乱不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混战，大规模的国战频 繁，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中，儒家的孔子才会提出"克己复礼"这样的主张，而此后一千多年的朝代更替，儒家的显学统治地位一直未能动摇，说明了"礼 治"这种社会冲突解决方案的成功。而近代欧洲，伴随着城市化的突飞猛进，陌生人聚集的城市里，人口密度突然增加，社会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使得社会对于 礼仪这种冲突调节工具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 越是一个社会冲突剧烈的社会里，上层阶级内部越重视等级的差别，因为"礼仪"本身就是一种"地位标志物"，在封建宫廷里，我们知道存在过跪拜、服饰佩戴、 祭祀等详细的礼仪规定，这些礼仪的功能主要在于调整这个小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维持其森严的等级次序，减少因为行为失当导致的冲突。
因 此，一个社会的人口密度、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会影响到其社会内部生存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频率和强度。而越是社会冲突剧烈的社会里，上 层阶级越是重视等级的差别，礼仪就越受到重视。于是，在这样社会冲突剧烈的社会里，埃利亚斯所论述的情感控制不断强化和细腻的机制才得以发挥更大作用，推 动文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中华文明早熟的原因，也是近代西欧文明快速成熟的原因。
[1]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2。
[2]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3。
[3]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9。
[4]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43。
[5]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21。
[6]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208。
[7] [英]德斯蒙德 莫里斯，人类动物园，文汇出版社，2002.11，p45-71。
[8]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72。
[9]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p172。
[10] 何君林，历代人口知多少，建筑工人, 2007年 01期，p59。
文明的进程(1):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
译者: 王佩莉
作者: （德）埃利亚斯
ISBN: 9787108009630
页数: 379
定价: 22.0
出版社: 三联书店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8-04
简介 · · · · · ·
本书的结构和中心思想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断观察、不断检验以及不断地用以后观察到的东西对以前的看法进行修正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只有把这本书看作一个整体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每一部分，更好地理解其结构和方法。
这本书也对"国家"的社会起源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其形成的历史，这是一个"权力垄断"的问题。
作者简介 · · · · · ·
诺贝特·埃利亚斯1879年6月22日生于布雷斯劳。1915年应征入伍，赴西线作战。1918年就读于布雷斯劳大学.专业为医学和哲学。
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迁居海德堡，开始了学者生涯。在认识了卡尔·曼海姆教授后转向社会学研究。
1930年迁居法兰克福，为曼海姆教授当助教。
1933年希特勒上台。逃离德国.试图在瑞士和巴黎大学求职。
1935年流亡英国，开始写作《文明的进程》。
1935 1975年主要在英国。战后，在"成人教育中心"任教。
1954年在雷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学。
1962 1964年在阿卡拉附近的加纳大学任短期教授。
1965年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海牙）和德国（明斯特、康斯坦茨、亚琛、法兰克福、波鸿、比勒费尔德）任客籍教授。
1984年定居于阿姆斯特丹。
1990年8月1日逝世。
1、帕森斯的情感与非情感的对立，埃利亚斯的社会朝着情感控制不断加强和细腻的方向发展，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有意义，帕森斯的二元对立概念是对社会的认识的不必要简化。帕森斯对于社会二元对立的"变量型"的选择是任意的。
2、帕森斯认为不同社会是各种变量型的排列组合，一个社会就好比一手牌，尽管每个社会拿到的牌不一样，但总共就那么一些牌，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可以通过对每 个变量型的排列组合来推测。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是静态的社会状态理论，社会在不同维度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简单二元对立的理论忽略了两种 状态中丰富的变化过程，而且人为使得社会学理论复杂化。结构功能主义把过程简化为状态。
3、帕森斯将"个体与社会"这对概念与"自我与体系"这对概念混为一谈。
4、帕森斯把社会变化当作是一种偶然的反常现象，而埃利亚斯认为，变化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特点。
5、埃利亚斯：应该以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为前提来研究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而不应该以那些在观念上通常被视为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为前提来研究一切 变化。"他们并没有把这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究竟为什么、怎么会发展成这种具有多样化状态的问题视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p11）
6、"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化的问题就这样被冻结了起来，并在'状态'这一社会学观念中变得没有危险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无论是在生活实 践还是在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中，人们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意识、更加努力地关注社会发展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却几 乎已经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p12）
7、为什么十九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却一下子转向状态研究了；为什么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几乎再也没有人去为阐明长期的社会进程而努力了。（埃利亚斯称之为"社会学思维退化和与之相应的研究范围缩小"）（p12）
8、二十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首先是那些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加对十九世纪著名社会学理论某些观点的背弃，便是"发展"这一概念之所以会变得声名狼藉，社会学家之所以会越来越不重视社会进程、社会起源和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等问题的最明显原因。（p13）
9、许多被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先驱奉为理所当然的信条无法为二十世纪的社会学代表人物所接受。其信条之一是，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 展。以后的许多社会学家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断然拒绝接受这种信念。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他们清楚地看到，就的发展模式是由一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观念与 其他一些意识形态观点所组成的大杂烩。（p13）
10、在十九世纪的时代大合唱中，有一半人是歌颂美好过去的，而另一半人则是赞美美好未来的。(p17)
11、十九世纪欧洲各个工业国家内两个工业阶层的崛起是与这些民族的崛起同时起步的。在这一世纪中，欧洲各工业国之间不断互相竞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 起劲地扩张他们对于地球上那些不发达国家的霸权。不仅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就连这些国家本身也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正在扩张的社会形态在崛起。 （p18）
12、到了二十世纪，老牌工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远远的超过了 过去的几百年。这些进步虽然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就在这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进步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了，对所取得的实际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增加了。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必一一列举。一再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的战争危险。由原子能和其他新式的科学武器所形成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促 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进步速度，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进步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对所取得的进步的意义以及对所有的进步意义表示不信任。 （p19）
13、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加强和扩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增加，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从未中断过的战争危险，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这种以民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发展。（p24）
14、把关于人的观念割裂为个别的人和社会的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价值和理想观念的不统一。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在所有发达的民族国 家中都存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那些有着较多自由传统的国家。在所有这些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中，有一种倾向于把社会和民族视为最高价值，而另一种则倾向于把 完全独立的人，把"封闭的个人"和自由的个人视为最高价值。要使这两个"最高价值"协调一致往往并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理想是无法调和的。然而， 人们一般并不正视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是带着极大的热诚来谈论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以同样的热诚来谈论本民族的自由与独立。第一种理想认 为，一个民主国家社会中的个别成员虽然同属于一个整体并需要互相依赖，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一个可以不顾他人而独立做出自己决定的人；第二种理 想则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继续生存，每一个个人都应该而且必须先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不仅是在战争年代，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个人也应该履 行这一义务。（p28-29）
15、地心说的宇宙观便是这种自然而然的、不加反思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的反映。即使今天，在人们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东西的思考中，比如在以民族为中心或在以单独的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学思维方式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心说的宇宙观。（p38）
16、为了使地心说的宇宙观过渡到日心说的宇宙观，不仅需要新的发现和不断积累有关的知识，而且还需要提供人们在思维中与自身保持距离的能力。（p39）
17、日心说的宇宙观更加符合人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在感情上却难以令人接受。用这一宇宙观来代替以地球为中心的、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为中心的宇宙观的前提是情感控制，特别是自发的情感控制的加强。这种情感控制是在社会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p39）
18、本书的研究将从另外一些方面较为详细地来说明，为什么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开始，个人的自我控制，主要是指与外部强制无关的、主动自发的自我 控制——今天人们往往用"转向内心"和"内部化"来形容这种自我控制——会发展的特别快。从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强制到个人的自我强制这样一个较大的转变使得 人的许多情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这种自发起作用的个人自我控制，诸如"理性思维"和"道德良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 更多、更实在地渗入了人的情感本能和每一个毛孔，并严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没有经过控制机构准许的情况下直接付诸行动。（p42）
19、感想：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所描述和论证的社会和个人朝着情感控制日益加强和细腻的发展趋势，与帕森斯所论述的变量型"情感"与"非情感"的 对立和转化是一致的，与韦伯所述的近代西方的"理性"不断发展也是一致的，与滕尼斯的公社到社会的转变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理论与近代西方社会的城 市化过程相一致，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自然要求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因为陌生人之间的身体距离的被迫压缩（比如公交车、图书馆、餐馆、车站、 街道、电影院等陌生人聚集的场所），使得出于维护本体安全的本能而发生的争斗日益频繁，社会和个人必须发展出更加严格的情感控制，才能够保证日益拥挤的 "人类动物园"内的安宁与和谐。如果人类社会情感控制的日益加强主要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密度激增的结果，那么，随着网络社会的日益发展，陌生人可以免除身 体接触而相互交往，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使得人类再次从超大型城市生活中解脱出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居住在任何人烟稀少的地方，人 与人之间物理空间的遥远相隔，是否会意味着社会和个人的情感控制越来越弱化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网络上的谩骂和攻击的泛滥，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可能性有可 能成为普遍趋势。
20、感想：埃利亚斯基于西方礼仪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21、德国社会中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对立："文明"主要是指个人修养方面的东西，接近"有教养"这个概念；"文化"主要是指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等成就方 面的。而在英法两国，"文明"的概念同时包含了德语中的"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即既可以指个人修养，也可以指个人成就。德语中"文明"与"文 化"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差别，与德国社会中贵族阶层与中等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对立有关，贵族阶层靠个人修养方面的"文明"来确立自己，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就靠 个人成就方面的"文化"来确立自己。（p67）
22、一般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满足奢侈的需要，如文学、艺术。而有经济能力的德国各宫廷则用他们不多的金钱去模仿路易十四的宫廷制度，并说法语。中下 阶层使用的德语冗长臃肿，僵硬笨拙，就连莱布尼茨这个唯一的德国宫廷哲学家，这个在当时名满广大宫廷社会的、唯一称得上伟大的德国人，也很少使用德语。他 说的是法语或拉丁语，并用这两种语言写作。他和许多人一样，也在考虑语言问题，考虑如何对待这个僵硬笨拙的德国语言问题。
从宫廷直至市民阶层的上层说的都是法语。所有"有教养的人"，所有"受尊敬的人"说的也是法语。说法语成了上流社会的等级标志。
"没有什么比用德语写信更加粗俗的了。"1730年高特舍特的未婚妻在给她的未婚夫的信中这样写道。
即便是说德语，也要尽可能地多掺一些法语词汇，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悦耳。"还只是几年以前，"1740nian E-de-莫维隆在他的《法国与德国文学》一书中写道："人们说不上四句话就要说两句法语，这是'最好的用法'。"他还详细地谈到了德国语言的粗野，他写 道：德语的本质便是"粗俗和野蛮"。萨克森人说："萨克森地区的人德语比帝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讲得好。"奥地利人也这么说自己，而巴伐利亚人、勃兰登堡 人和瑞士人同样也这么声称。莫维隆还写道：一些学者想提出语言规则，但是"在一个有着那么多独立小国的民族大家庭里，要使人们服从少数学者制定出来的语言 规则是很困难的。"（p70）
23、感想：德语在18世纪的时候，实际上还只是当地下层使用的一种不成熟的语言，上层人士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成熟而优美的法语，只是在德国经济发达之后， 文化随之繁荣，以德语书写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使得德语本身日渐成熟完善。那么，从近年中国的例子来看，粤语在大中华地区的强势，也主要因为珠三角 和香港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文化勃兴，大量以粤语拍摄的影视音乐作品引导流行时尚，使得粤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粤语虽然并没有一种独立的文字，但是粤语各种特 殊发音对应的单词的书面化，使得该种方言所包含的词汇日益丰富多彩，能够表达出越来越抽象和全面的信息。今天，湖南卫视等广电湘军的异军突起，所带来的文 化产业繁荣，是否也可能导致长沙话这种方言的词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呢？如果有更多优秀的湘籍文化人士加入到长沙话小品、相声、小说、电影的制作，长沙话也 是有可能发展出更丰富的书面语词汇，假如湖南省在未来某个世纪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长沙话这种方言也是有可能日益成熟为一种可以表达哲学、科 技、爱情等抽象事物的语言。或许，多数语言都是具备这样的潜力，只是很多语言所依附的人群没有机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而灰飞烟灭。或许应该有一种语言发展阶 段的量表，可以测验一种语言发展到了哪一个阶段，比如，汉语中的普通话、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都已经非常成熟，也有相应的文字对应每一个口语，成熟指数 是10；而韩语、越南语和日语等语言是由多种语言综合或借鉴而成，目前也具备表达复杂抽象意义的能力，但是其文字并非完全首创，多数从其他文字中借鉴，比 如韩语、越南语和日语对应的文字发明时间比较晚，很多词汇和文字都是从汉字中借鉴而来，成熟指数是9；而中国国内的粤语、长沙话、上海话、温州话、闽南语 等地方方言，所使用的文字与汉语普通话完全一样，但方言中有许多没有文字的词汇和发音，成熟指数为8；而某些使用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可能口语本身包 含的词汇仅为日常生活用语，词汇量较为有限，根本就没有对应的文字，成熟指数为7；等等。如果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制定一个语言发展量表来研究地球上现 存的数千种（或许是数万种）人类语言，那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24、菲特烈大帝也反对那种把"王子和王后的伟大悲剧"与"小偷与掘墓人的粗俗"同时搬上舞台的低劣趣味。他怎么会理解一部以反对等级差别为中心的戏剧或 文学作品，并对此表示赞赏呢？这样的作品希望表现的不仅仅是君主和国王以及宫廷贵族的痛苦，社会等级低下的人的痛苦也有其伟大和崇高的悲剧性。（p77）
25、感想：埃利亚斯在此处试图说明：社会结构与审美情趣的关联，一定社会阶层的人的生活经历、教育及关注点决定了他获得审美快感的方式、类型和对象等，一个宫廷贵族是很难从一部反映下层人生活的戏剧中获得快感的。
26、同时，牧师和教授这两个形象又标示出了作为德国中等阶层文化的社会支点是大学。大学是对这一文化骑着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中心。它连续不断地向全国 输送一批批新的毕业生、教师、牧师和中等国家公职人员，随之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个打上某种烙印的观念世界和某些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的大学是与宫廷 对峙的中等阶层的中心。（p86）
27、这些论述是我们在回顾历史时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政治上的分裂是怎么造成了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特结构及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状况。在法国，知识 分子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都在一个或多或少统一的和集中的上流社会圈子里交往；而在德国，首府多，却都很小，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又分散在 全国各地。在法国，闲聊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而在德国，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是书本，因而，德国知识分子所发展的更 多的是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而不是统一的口语。在法国，年轻人便已经处于一种丰富、活跃的精神氛围之中；而在德国，出身于中等阶层的年青人则必须单独去奋 斗、去探索。两者上升的途径截然不同。（p91）
28、爱克曼在1824年5月2日说："通常，在社交的时候，我总是带着个人的好恶以及一种爱与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生性与我相似的人，我愿意与这样的人深交，而不愿意与其他的人打交道。"
歌德回答说："您的这种自然倾向显然不是一种好的社交方式。如果我们不用文化教养来克服我们的自然倾向，那它还有什么用呢？要求旁人的意见都和我们相投， 那是很愚蠢的，我从来不干这种蠢事。所以，我才学会了与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才学会了认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之道。因为在跟那些于自己生性相反的人 交往时，只有严于律己，才能与他们和睦相处。您应该这么去做，别无选择，您只能投身到这个上流社会中去，不管您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p95）
29、如果读一下下面冯塔纳（1819-1898，德国小说家——译注）在《伦敦之夏》（1852年写于德绍）中对英国的评价，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清楚。"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犹如形式和内容、现象与本质。在注重事物的实质方面，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达到了一种纯粹的地步。相反，对人的看法，在 这个国家却只注重形式和流于表面的东西。你不必是个绅士，只要有办法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绅士，那么你就是绅士了；你不必有理，只要在形式上显得有理，那么你 就有理了……到处都是表面现象。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盲目地去崇拜一个光辉的名字。"德国人或者是为了生活，而英国人或者则是为了显示自己。德 国人或者是为了自己，而英国人活着则是为了别人。"（p97）
30、感想：如果埃利亚斯关于文明的发展导致的情感控制不断强化和细腻的规律具有普适性，那么，中国在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是否就 意味着很高程度的文明呢？而1949年甚至1919年之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破灭，是否意味着文明的衰退呢？是否可以说，从情感控制的维度而 言，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具备了很高程度的"文明"呢？
31、感想：埃利亚斯的研究所依据的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礼仪发展，或许，他所总结出的情感控制的不断强化和细腻化，确实普遍存在于一个社会内部，但 是，像中国这样明显以朝代划分的社会进程中，情感控制的不断强化和细腻化似乎是在一个朝代内部不断强化达到其极致，一旦这个朝代灭亡，新的来自社会底层的 新兴统治集团再一次制定新的礼仪规则，开始新一轮的情感控制的强化与细腻化？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清朝从最初东北的游牧民族女真族占领中国开始，礼仪逐渐从无 到有，繁文缛节日渐发展，直到清朝末年，或许发展到了非常极端的形式主义的地步，这种严重形式化的自我情感控制，实际上影响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运作效率， 导致了一个朝代的灭亡？
32、感想：埃利亚斯强调市民阶层作为中等阶级知识分子读者的潜力，这种强调让我想到了美国科幻艺术的繁荣，美国之所以会有如此繁荣的科幻小说、电影和电 视剧，与其国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及科学素养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工程师主导的国家，在美国社会里，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制造业的兴旺及衰退， 使得以未来技术幻想为核心的科幻小说深受工程师为主体的读者的喜欢。中国目前科幻艺术之所以还不够繁荣，主要因为在制造业繁荣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没 有在社会上占据重要位置，一旦80后的这些同期群开始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从小读着科幻世界长大的他们，一定会深刻改变社会主流对于科幻的评价和审美情 趣，这意味着，在未来10-20年内，中国一定会出现很杰出的科幻电影、小说和电视剧，中国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和之后的产业升级，会使得中国工程师存量非常 庞大，这将是中国科幻事业发展的巨大结构性机遇。
33、法国的君主专制导致贵族被排除在政治统治之外，而市民阶层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管理中，使得法国的贵族与、
34、感想：礼仪的作用在于遵守规则从而使得行为预期更加可以预测和减少社会竞争的成本。我们在动物的行为中往往可以看到很多雄性之间的争斗并不真的付诸 武力对抗，而是通过较量各自的体积、声音和颜色来分出胜负，即使付诸武力对抗，也往往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凶猛的肉食动物，比如狮子老虎这类爪齿锋利的肉食 动物，个体之间的竞争更是点到为止，失败一方会做出某种示弱的行为来表示臣服，比如老虎会露出自己的脖子和腹部等容易受到致命攻击之处来向对手表示认输， 对手也不会乘胜追击置之于死地；雄蛙通过叫声的大小来赢得配偶的欢心、雄孔雀通过展示美丽的尾羽来竞争交配权等等，雄蛙之间、雄孔雀之间并不需要武力搏斗 来争夺配偶，对于种群而言，这样的求偶策略能够减少种群内部的求偶成本，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礼仪具有类似的功能，能够降低人类社会人际交往的成本，地位较低 一方可以通过礼仪来向地位较高的一方表达示弱，而地位较低一方不使用礼仪则可能导致地位较高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实际上是迫使地位较低一方的臣服……礼仪 的功能在于让弱者对强者表示友好和臣服，以避免地位较高一方不必要的威胁带来的损失。
35、羞耻和难堪的界限前移，
36、感想：就餐礼仪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禁止一些可能导致疾病传播的行为或者可能导致进食争斗的行为，礼仪规则作为一种社会禁忌，实际上减少了疾病传播和人际冲突，有利于群体生存。礼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克制，对本能的自我克制和礼让减少了频繁互动中的冲突可能。
37、如果有人向小孩要刀，小孩应该把刀在自己的餐巾上擦一下递过去。递过去时他必须自己手握刀尖，把刀柄向着别人，否则就有失礼貌。（p172）
38、感想：中国人全桌使用公共菜碗的饮食方式确实不够健康，在西方人看来或许也是不够文明的，每个人将筷子放入嘴中沾染了自己的唾液又放入公共菜碟中，很不卫生，每人使用单独的一份食物应该是发展趋势。
39、大家在一个盘子里就餐时，得注意在社会等级最高的人尚未动手之前，不要把手伸过去。也不能绕过自己面前的菜盘到别处取菜；更不能挑选最好的肉块，哪 怕是最后一个取菜。还必须注意，当您每次用用过的勺子到别的盆子里去取菜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擦拭干净，因为有些人非常讲究清洁，您把用嘴喝过的勺子再进 汤里，他就不愿意喝了。（p172）
40、感想：很多礼仪要求人们尽量不让其他人看到自己分泌的体液（比如唾液、鼻涕、汗水等），实际上很多疾病也是通过体液传播的，社会以礼仪的形式来排斥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疾病的传播。
41、感想：很多的礼仪要求人们保持平静，即使遇到了被食物烫到这类情况，也要保持镇定，慌乱而引发情绪的行为都是不礼貌的，实际上，慌乱的情绪会引起他 人的不快，因为人类本能中的情绪是反馈式的，别人的情绪会触发我们的情绪反应，而情绪反应可能会引发争斗。由此我们看到，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是如何通过自 我驯化而实现对本能的压制，进而保证城市化生活中高密度大规模群体互动的和谐的。
42、感想：如果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使用表格来罗列各个时期同一行为的礼貌禁忌的事项，能够更好地说明问题，纯粹的文字摘录很难让读者看清楚增减的礼仪细节。
43、感想：礼仪发源于上流社会应该是对的，上流社会更加重视等级的差别，而礼仪是用于等级区分的重要工具。
44、宫廷风俗习惯的形成，向下普及，略微有所变形并失去其作为等级区别标志的作用等等，这正是上流社会行为方式持续变化的动力。（p183）
45、适度的强制和情感控制，整个行为方式的形成和调节；这些以"礼貌"的名义在上流社会中形成的东西，开始是纯粹作为世俗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共同生活中 某一形式的结果出现的，这时却迎合了教会行为传统的某些发展方向。"礼貌"得到了基督教的支持。与往常一样，教会成了向下传播某种模式的重要机构之一。 （p184）
46、感想：埃利亚斯认为基督教只是在后期才吸收了上流社会的"礼貌"这种行为模式，这可能是错误的，宗教本身往往是特别重视繁文缛节的，宗教总是通过种 种繁文缛节的仪式来实现某种神秘的效果，我想，基督教中的礼仪或许吸取了上流社会的某些形式，但是基督教本身基于宗教理由的礼仪更多。
47、感想：社会对于肥胖的看法的变化，同样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食物的充裕使得肥胖越来越不是一种富有的标志，相反，在西方国家，肥胖说明你没有时间去 健身，是下层人的标志；而且，西方人崇尚肤色黑，因为只有那些有闲暇的人才有时间走出办公室去晒黑皮肤。社会对于卫生的看法，卫生标准的日益细化和严格， 比如，厨房使用的火源从木柴变成煤炭，再变成液化气和电，这种转变使得做饭带来的身体污染越来越小，女人们不再因为干粗活而手指粗糙，女人的脸也不再因为 烟熏火燎而枯黄没有光泽，女人们越来越重视指甲、睫毛、鼻子、牙齿这些身体细节部位的卫生和美观……这所有的转变，都与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相关。在古 代社会，各种精美的瓷器只有有钱人才能使用，上上个世纪发明的种种机械设备还如此笨重肮脏，缺乏美感，而今天，各种电器、家具、房屋都日渐注重艺术美感， 有品味的生活日益向下层扩散，而消费社会又刻意制造各种差别的产品来区隔不同阶层。
48、感想：烟是如何从一种兴奋剂发展成为一种社交手段是很有趣的事情，烟的好坏、递烟顺序、由谁来点火、吸烟时的姿态眼神，等等，烟与酒不同，烟更加便携，不必像酒一样只在桌边才使用。各个民族最终都发展出了烟这种兼具兴奋剂和社交工具的物品，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
49、语言不是别的，而是声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适用于艺术、科学、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按照一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活和头脑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种种现象；同样适用于那些根据一般价值观 显得不重要和微不足道的现象。（p203）
50、特别是在具有更加悠久的"文明"历史的中国，把分割牲畜置于幕后的做法比西方国家要早得多，彻底的多。（可参见《孟子。梁惠王章句》："君子之于禽 兽也，见其生，不忍见气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其成书约在公元前475-221年间。——译注）在那儿，文明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了牲 畜的肢解和切割完全是在幕后进行的，在餐桌上根本就不用刀。（p208）
51、社会越来越注意限制可能由人所造成的各种危险，并开始注意改变个人的情感控制机制。与此同时，社会也越来越注意限制可能会引起危险的各种象征、姿势和工具。（p211）
52、对于情感的调节和约束加强了，关于使用危险器具的要求和戒律增加了，且越分越细。最终将尽可能地限制使用这些象征着危险的器具。
看到文明的这一发展，不禁使人想起，这一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悠久的风俗习惯有着相似之处。如上所述，在那儿好几个世纪之前在宴席上就已经不用餐刀了。对于 许多中国人来说，欧洲人进餐的方式是"不文明的"。有时那儿的人会说："欧洲人是野蛮人，他们用短剑来吃饭。"据推测，中国这一风俗的由来是因为很久以 来，在那儿形成行为模式的上流社会不是由骑士阶层，而是由一个和平的阶层所构成的。而且是由一个具有很高和平意识的阶层，即有学问的官ni阶层所构成的。 （《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根据这条记载，中国至迟在商末——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已使用筷子，而无使用餐刀的记载。这可能同中华民 族较早进入农耕社会有关。（p213）
53、感想：餐桌礼仪越来越不能容忍用手直接接触油腻之物，不能接受用舌头舔手、用面包擦手等行为，是否也与这类动作的性的联想或擦除排泄物的联想有关 呢？羞耻感的发展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的性的禁忌的扩散化导致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国人崇尚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准则，对男女的身体接触有着非常严 格的限制，这种严格限制往往导致男女交往中羞耻感和难堪感受更加频繁地出现。
54、首先是社会等级高的人以某种形式要求或强迫社会等级低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要求或强迫与他们社会地位相等的人进一步控制其情感，即要求和强迫他们放 弃某些本能和抑制其情感。直到较晚的时候，当市民阶层与其他许多社会地位与之相等的人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并成为上流社会和统治阶层的时候，家庭才成 了唯一的，确切的说，成了培养人们放弃其本能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场所；直到这个时候，子女对家长的依赖才成为推动社会所必需的情感调节和情感模式发 展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最有力的动力。（p228）
55、那些在高度民主化、工业化的社会里已经完全成为禁忌并会引起各种程度的羞耻和难堪感觉的行为方式，最初只是在部分的范围内才是禁忌，才会引起羞耻和难堪的感觉。只有在与社会等级高的人或者与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的交往中人们才不表现出这些行为。（p230）
56、感想：很多礼仪的确只对交往中地位较低的一方才有效，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游泳池旁接见赫鲁晓夫的情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的轻蔑，赫鲁晓夫像一个跟班一样陪着毛说话，毛则光着身子一边抽烟一边说笑，毛的这种举动实际上是非常无礼的。
57、不能单方面地，并且肯定不能从技术发展的科学发明的角度来解释人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羞耻和难堪界限的前移。相反，要指出这种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社会和心理起源倒并不是很困难的。
当人际关系发生了普遍的变化之后，人的需要也跟着起了变化。一种与变化了的水准相符的技术设施的发明意味着对改变了的习惯的进一步巩固。同时，这一技术设施也担负起了不断再现和传播这一水准的任务。（p231）
58、感想：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分析所依据的主要是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西方礼仪书籍，从这样的叙述中："儿童必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达到人类在 几百年内所形成的羞耻和难堪水准"，埃利亚斯似乎认为，反映在礼仪规则变化中的西方文明进程主要是这几百年的历史，而实际上，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甚至 在所谓停滞的中世纪，礼仪规则的变迁应该是持续的。或许，礼仪规则的变迁更多体现在一个连续的文明内，对于中国这种以朝代划分的文明史，不同朝代的礼仪规 则有着很大的差别，或许在每个朝代内都存在着埃利亚斯所总结出来的情感控制的不断强化和细腻的趋势，但是否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这种情感控制的强化与细腻化 是否持续进行，是值得怀疑的。
59、中国古代强调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这同样是一种自我情感控制。
60、（"礼貌"）这一概念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一缩影作为一个阶段和一种模式，对西方社会的教养以及"文明"这样一种特殊的形态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这之前的封建社会。同时，"礼貌"这个概念也标志着一个囊括了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的形态。（p121）
未来新技术和新趋势的种种可能：
奇想录 http://www.qixianglu.cn
订 阅 http://feed.feedsky.com/woodphone
非主流的科幻界的非主流论坛——奇想家园：
http://www.douban.com/group/forcode/
2008-02-28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秦晖)
forcode：那天在北京到广州的火车上看完了这篇长文，还是很有收获的，秦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很成功的，为大众生产了一套还不错的"看法"，复制在这里，作为备忘。
http://www.qixianglu.cn/?p=625399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 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 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 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 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 "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 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 "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 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 "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 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 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 "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 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 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 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 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 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 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 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 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 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 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 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 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 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 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 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 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 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 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 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 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 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 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 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 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 "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 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 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 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 "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 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 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 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 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 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 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 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 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 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 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 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 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 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 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 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 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 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 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 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 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 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 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 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 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 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 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 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 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 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 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 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 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 "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 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 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 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 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 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 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 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 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 "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 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 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 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am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 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 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 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 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 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 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 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 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 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 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 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 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 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 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 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 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 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 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 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 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 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 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 "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 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 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 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 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 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 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 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 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 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 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 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 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 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 《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 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 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 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 320亿美元，2005年 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 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 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 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 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 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 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 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 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 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 "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 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 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 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 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 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 的 "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 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 "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 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 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 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 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 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 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 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 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 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 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 "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 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 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 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 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 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 "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 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 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 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 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 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 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 "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 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 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 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 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 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 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 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 "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 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 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 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 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 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 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 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 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 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 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 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 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 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 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 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 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 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 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 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 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 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 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 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 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 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 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 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 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 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 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 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 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 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 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 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 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 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 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 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 "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 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 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 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 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 "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 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 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 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 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 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 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 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 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 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 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 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 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 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 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 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 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 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 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 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 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 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 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 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 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 '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 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 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 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 "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 "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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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 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 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 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 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 "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 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 "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 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 "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 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 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 "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 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 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 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 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 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 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 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 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 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 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 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 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 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 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 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 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 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 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 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 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 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 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 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 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 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 "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 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 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 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 "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 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 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 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 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 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 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 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 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 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 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 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 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 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 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 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 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 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 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 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 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 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 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 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 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 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 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 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 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 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 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 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 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 "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 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 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 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 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 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 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 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 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 "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 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 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 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amp;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 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 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 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 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 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 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 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 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 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 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 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 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 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 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 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 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 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 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 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 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 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 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 "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 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 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 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 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 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 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 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 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 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 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 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 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 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 《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
■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
■ 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 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 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 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 320亿美元，2005年 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 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 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 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 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 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 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 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 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 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 "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 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 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 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 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 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 的 "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 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 "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 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 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 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 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 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 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 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 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 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 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 "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 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 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 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 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 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 "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 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 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 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 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 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 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 "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 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 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 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 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 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 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 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 "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 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 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 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 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 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 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 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 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 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 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 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 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 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 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 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 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 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 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 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 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 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 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 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 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 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 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 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 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 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 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 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 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 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 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 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 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 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 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 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 "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 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 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 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 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 "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 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 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 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 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 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 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 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 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 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 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 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 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 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 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 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 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 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 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 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 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 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 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 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 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 '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 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 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 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 "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 "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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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0
谢宇教授报告: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理
【中文题目】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理
【英文题目】Causal Infer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报告人】谢宇 教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一楼1205
【时间】2008年2月20日（周三） 下午2：00
http://www.qixianglu.cn/624979.html
报告人简介
谢宇，1959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镇江市。1982年获得上海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硕士和社会学硕士学位， 1989获得同所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任助理教授（1989～1994）、副教授（1994～1996）、正教授 （1996年至今）。1996年被授予Perrin讲座教授，1999年被授予Huetwell讲座教授，2002年被授予社会学系和统计系统的 OtisDudleyDuncan讲座教授，同时担任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人口研究中心和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教授。2004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统计方法、社会分层和社会人口学；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科学界 的女性》、《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英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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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第三届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论坛
forcode:在北大社会学系的网站找到了2月22日会议的新闻，内容如下：
http://www.qixianglu.cn/624977.html
学 术 论 坛
第三届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论坛
报告人: 谢宇（美国密西根大学）、郭志刚（北京大学）、涂肇庆（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郝大海（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雨（美国三角研究院）
工作语言 ：中文
时 间 ： 2008年2月22日（周五）全天9:00-18:00
地 点 ：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二层第二会议室
欢迎广大师生参加！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会议程序：
时间 活动内容 主持者
上午 9:00 会议开幕词：刘世定 谢立中
9:10-10:40 发言人：谢宇："Otis Dudley Duncan's legacy: The demographic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reasoning in social science"
评论人：吴晓刚
10:40-10:50 茶歇
10:50-12:10 发言人：郭志刚"中国近年生育水平研究"
评论人： 王广州 翟振武
12:10-13:30 午餐休息（会议提供） 地点：农园一层
13:30-14:30 发言人：涂肇庆 "A Model of Intermarriage Involving Attribute Exchange"
评论人： 翟振武 马戎
14:30-15:30 发言人：张风雨"Analysis of time to multiple event data: A multilevel multinomial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
评论人： 乔晓春
15:30-15:50 茶歇
15:50-16:50 发言人：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
评论人： 涂肇庆 李建新
16:50-17:50 发言人：吴晓刚"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2000"
评论人：谢宇
17:50-18:00 会议小结：邱泽奇
18：00- 晚宴（会议提供） 北大农园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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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论坛
报告人: 谢宇（美国密西根大学）、郭志刚（北京大学）、涂肇庆（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郝大海（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雨（美国三角研究院）
工作语言 ：中文
时 间 ： 2008年2月22日（周五）全天9:00-18:00
地 点 ：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二层第二会议室
欢迎广大师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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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会议程序：
时间 活动内容 主持者
上午 9:00 会议开幕词：刘世定 谢立中
9:10-10:40 发言人：谢宇："Otis Dudley Duncan's legacy: The demographic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reasoning in social science"
评论人：吴晓刚
10:40-10:50 茶歇
10:50-12:10 发言人：郭志刚"中国近年生育水平研究"
评论人： 王广州 翟振武
12:10-13:30 午餐休息（会议提供） 地点：农园一层
13:30-14:30 发言人：涂肇庆 "A Model of Intermarriage Involving Attribute Exchange"
评论人： 翟振武 马戎
14:30-15:30 发言人：张风雨"Analysis of time to multiple event data: A multilevel multinomial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
评论人： 乔晓春
15:30-15:50 茶歇
15:50-16:50 发言人：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
评论人： 涂肇庆 李建新
16:50-17:50 发言人：吴晓刚"ECONOMIC TRANSITION,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90-2000"
评论人：谢宇
17:50-18:00 会议小结：邱泽奇
18：00- 晚宴（会议提供） 北大农园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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