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议程

上海·复旦大学

2009 年6 月26―29 日

6 月26 日星期五

08:00－24:00 大会注册 国定路400 号

复宣酒店一楼大堂

19:00—20:30 教学工作坊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英文

组织人: Jayati Lal（University of Michigan）

Zakiya Luna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跨国女权主义多重视角中的妇女学与妇女运动：在教学中应用互联网多媒体女权主义资料库

6 月27 日星期六

08:30—9:10 开幕式 光华楼东辅楼 102

主持：陈新（复旦大学）

09:10—10:00 大会主题报告 光华楼东辅楼 102

工作语言：英文，提供同声传译

报告人： Mrinalini Sinha （Penn State University）

10:00—12:00 全体会议：女权主义干预行动 光华楼东辅楼 102

工作语言：中文，提供同声传译

报告人：赵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艾滋防治中的"性和社会性别"话语

骆晓戈（湖南商学院）

跨界合作：为湖南女子监狱艺术教育搭建平台

黄约（广西财经学院）

推进民族地区高校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模式的探索—以广西高校社会性别学科建设的实践为例

李慧英（中央党校）

妇女参政与性别平等的政策倡导-以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政策倡导为例

刘云（新疆大学）

新疆多民族社会性别研究学术团队建设

高小贤（陕西省妇女研究会）

合阳县 20 名女村官是如何选出来的？——陕西妇女研究会"促进农村妇女参政项目"介绍

12:00—14:00 午餐、午休 教授餐厅

14:00—15:30 分会场研讨

专题讨论 1：男性研究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赵小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报告人： 毕恒达（台湾大学）/黄海涛( 中山大学 )

阿鲁巴与"High"文化——探讨一种男性青少年游戏中的同侪文化

韩贺南( 中华女子学院 )

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中"男性本质"建构的研究

吴畅畅(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

性存在、男性气质与市场化——大众传媒再现的男性气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

方刚( 北京农业大学 )

男性性工作者与女客人权力关系的质性研究

专题讨论 2：社会性别与教育 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林维红( 台湾大学 )

报告人： 陈丽真（台湾南亚技术学院）

幼儿性别教育方案规划实施与评估之研究

雷湘竹（广西师范学院）

幼儿园师幼互动过程中的性别问题分析

马亚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性别视角下与东乡族、保安族女性教育发展

时丽娜（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知识建构——对三套大学英语教材的内容分析

专题讨论3：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 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 Noemi Gal-Or（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报告人： Diane-Gabrielle Tremblay （University of Quebec in Montreal）

妇女、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的挑战

张珏（ 台湾大学）

更年期方案（政策）的性別影响评估

严祥鸞（台湾实践大学）

各国性别预算执行状况

Margaret V McIntosh（Wellesley College）

性别与公共政策互动的五种方式

专题讨论 4： 社会性别与社区权力 光华楼西主楼2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

报告人： 杨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李英（云南省丽江市巴东文化研究院）

国家、文化与妇女的个人生活——丽江纳西族妇女化賩研究

吴云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 段岩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大理莲池会：植根于传统中的松散而富有生命力的组织

张宏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 陆玲玲(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农村草根妇女组织：进入社区公共权力核心还有多远？——云南省德宏州Y 县木村妇女禁

毒联防队的案例研究

赵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跨越传统的界划：社会性别与社区权力——滇西藏族妇女小组案例调查

15:30—16:00 茶叙

16:00—17:30 分会场研讨

专题讨论 5： 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 王政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报告人： 王玲珍（Brown University）

跨国女性主义及其对现代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借鉴

钟雪萍（Tufts University）

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

叶维丽（Boston University）

对社会主义时期城市青年女性成长经历的回顾与反思

仉乃华（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国家体制中的全国妇联：划界，定位，社会主义遗产及国家女权主义

专题讨论 6： 社会性别与近代中国传媒 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叶汉明（香港中文大学）

报告人： 何楠（吉林大学）

疼痛的肋骨——《玲珑》杂志中的女同性爱

石川照子（日本大妻女子大学）

《良友》画报与女性表象　　宋氏三姐妹是怎样被描写的

万琼华（中南大学）

报纸媒体对女子教育的介入——以湖南《大公报》对"周南风潮"的报道为中心

专题讨论 7： 妇女的法律人格 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蒋潇清（Frances Chiang）（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报告人： Noemi Gal-Or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法律对女性是赋权还是施恩？法国关于Burqa （头巾）判决的窘境

Jessie Horner （Kwantl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在公民资格照耀不到的阴影里：给予外籍家政工的不明许诺

专题讨论 8： 社会性别与移民 光华楼西主楼2801

工作语言：中文

评论人： 张虹 （Colby College）

报告人： Sarah M. Brooks （平鹿）（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外来务工妇女"写入"：一个北京非营利组织里的叙事策略与主体建构

马颖毅（Syracuse University）

中国农村妇女在农村工作与在城市工作

蒲英霞（ 南京大学 ）

中国女性迁移模式的空间分析——基于 2000 年"五普"数据

18:00－20:00 开幕晚宴 复宣酒店宴会厅

20:00-21:00 海外中华妇女学会20 周年庆祝酒会复宣酒店宴会厅

6 月28 日星期日

8:30—10:00 第三分会场

专题讨论 9： 家庭暴力与社会性别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冯媛（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

报告人： 陈秀峯（长荣大学）

台湾女性人身安全议题之研究——以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民事保护令为例

王向贤（天津师范大学）

妻子暴力

周美珍（上海妇女干部学校）

家庭暴力背后的社会性别——来自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的个案分析

专题讨论 10： 市场转型与家庭角色变迁 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

报告人： 沈奕斐（复旦大学）

"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性别平等历程分析

左际平（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

市场转型中城镇妇女工作与家庭角色的重新建构

蒋永萍（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

陈涓(香港工业大学) /胡嘉明 (香港工业大学)

中国农村移民中"家"的概念

专题讨论 11： 社会性别与视觉文化 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Poshek Fu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报告人： 叶汉明 (香港中文大学)

《点石斋画报》中的性别：以妓业为中心的研究

王政(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社会性别与新中国的象征文化——《中国妇女》视觉形象透视

姜进( 华东师范大学 )

《舞台姐妹》：中国近代史中的女人与城

Lisa Claypool (祁珊立) ( Reed College )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画谱和性别化的现代性

专题讨论 12： 母性女权主义与关爱伦理的比较和理论视角 光华楼西主楼28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 Harriet Evans （艾华） （ Westminster University）

报告人： Kimberley Ens Manning （弋玫） （Concordia University）

打造母性福利国家：中国社会改革 1942-1953

Barbara Arneil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母性女权主义与关爱伦理：自主与依附

10:00—10:30 茶叙

10:30—12:00 分会场研讨

专题讨论 13：公共政策与社会性别项目：女性主义的反思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高小贤（陕西省妇女研究会）

报告人： 尹旦萍（湖北省行政学院）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

黄晓（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少数民族发展项目中的女性主义反思——从贵州省纳磨村布依族妇女编织项目出发

王凤华（湖南女子职业大学）

女书文化资源开发的女性主义分析

王晓丹（曲靖师范学院）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模式和社会功能——以云南麻栗坡县小坪寨个案为例

专题讨论 14：密大教师专题 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刘禾（Columbia University）

报告人： Peggy McCrake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中世纪欧洲妇女的乳房：治疗与社会性别化的身体

Pasty Yaeg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拆毁基础设施

David Porter (博达伟)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7 世纪的中国瓷器和英格兰妇女著作中的性别乌托邦

专题讨论 15： "沾光"战争：中日战争中的妇女与公民资格 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江勇振(DePauw University)

报告人： Susan Glosser ( 葛淑娴) (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持家抗战两不误:抗日战争中的上海家庭主妇

丛小平 (University of Houston)

"抗属婚姻问题"：1940 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与战时国家建设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 李莉思) (University of Tampa)

作中国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身份认同

Helen M. Schneider ( 舒海澜) (Virginia Tech)

生活指导：中国知识妇女战时社会工作研究， 1937-1945

12:00—14:00 午餐 教授餐厅

14:00—15:30 分会场研讨

专题讨论 16： 民族国家与性别象征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郭常英（ 《史学月刊》编辑部）

报告人： 金莹 （复旦大学）

西安事变与宋美龄的国际形象

王宇（厦门大学）

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

任佑卿（韩国圣公会大学）

民族主义与危险的女/性：论《色，戒》批判的性政治

钟怡（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论当代美籍华裔文学中的美籍华裔形象再现

专题讨论 17： 媒体与性别表现 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黄旦（复旦大学）

报告人： 曹晋 （复旦大学）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陈阳（中国人民大学）

我国女性新闻生产的性别结构

魏伟（上海大学）/肖婧（上海大学）

公共空间的获得：媒体中的同性恋形象与话语诠释

陈理（复旦大学）

中文热线电话与中国都市社会青少年反传统的性

专题讨论 18：三个视野中的男性性存在：文学、仪式和移民 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 Gail Hershatter （贺萧）（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报告人： 赵小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早期华人社会男性气质的道德观

姚平（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唐代的大乐（618-907）

芦苇菁（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丧礼与性：儒家关于"不御内" 的论述与实践

专题讨论 19： 性别身份与妇女劳动光华楼西主楼2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仉乃华（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报告人： 郭慧敏（西北工业大学）

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政治——一个家政工会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

刘秀丽（中山大学）

劳务输出地的性别角色变迁——对湖南攸县的田野调查

章立明（云南大学）

流动的身份——西双版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妇女

马冬玲（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情感劳动——研究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的新视角

15:30—16:00 茶叙

16:00—17:30 分会场研讨

专题讨论 20：民族、民俗与社会性别光华楼西主楼1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 张晓 （贵州大学）

报告人： 卢成仁（中山大学）

云南傈僳族社会中的婚姻和性——以"性/社会性别制度"为中心的再研究

武承睿（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清真女寺调研及思考

谢玉娥（河南大学）

传统农业时代性别等级制度的民俗根基——豫北乡村汉族年俗"大年初一"的性别审视

专题讨论21：延续与变迁：父权制在市场化中国的表现光华楼西主楼19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 刘伯红 （全国妇联）

报告人： 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

活着的父权制：男孩偏好症结的性别分析与破解之途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

流动中的父权制家庭：冲击和重构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

重归"温情脉脉"的家庭：为什么市场化的中国需要父权制？

杨笛（南京大学）

"传统"怀念——从韩剧在中国流行看父权制的再生产

专题讨论 22：社会性别与文化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女子期刊研究的新途径光华楼西主楼2101

工作语言：英文

主持、评论人： 胡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报告人： Joan Judge （季家珍） （York University）

民国早期的日常生活：来自《妇女时报》的求证

Grace Fong （方秀洁） （ McGrill University）

阅读《女子世界》文苑栏所载的诗篇

Barbara Mittler （梅嘉乐） （ Ruprecht Karl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

美女与野兽：《玲珑》中的讽刺画

专题讨论 23：社会性别研究之反思光华楼西主楼2801

工作语言：中文

主持、评论人：王宏维（华南师范大学）

报告人： 董丽敏（上海大学）

如何女性，怎样问题？——对当代中国女性研究格局的反思

张翠娥（华中农业大学）

性别化的社会性别研究——以《妇女研究论丛》的内容分析为例

畅引婷（山西师范大学）

妇女/性别研究的认识理路与和谐社会建构

肖巍（清华大学）

母婴关系：精神分析学的女性主义探讨

18:00－19:00 晚餐 教授餐厅

19:00－21:00 纪录片展映 光华楼西主楼1801

光华楼西主楼1901

老太太死于卧室2年后被发现 骨头变成骨胶原

　　原地"蒸发"的老人

　　水管工在上海一处民宅里发现了一具骨骸，是主人胡老太的。它被草草地送进了焚尸炉，没有摆放遗像，没有追悼会记录

　　它一度成为某些人的谈资，也成为另一些人的禁忌。

　　按邻居的回忆估算，胡老太大约"消失"于两年前。但种种迹象也让人怀疑胡老太是否真的在此存在过

　　本刊记者/周华蕾 (发自上海)

　　卧室里漆黑一团，她躺在地上，身旁是格子花纹的双人床，灰尘积得很厚，几只苍蝇在天井的阳光里飞舞。

　　已经全然看不出她的容貌。在这间潮湿的一层居室，尸体已高度腐烂，骨头部分变成骨胶原，与地板紧密粘合。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是：自然死亡。

　　两年多以前，60岁的胡建玲"人间蒸发"了，她周围的人们不以为意，照常生活。2009年5月15日，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那间几乎照不进阳光的卧室里，一个陌生人意外地发现了她。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

　　要不是近在咫尺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胡老太的死亡或许仍难被发现。

　　她居住的浦东新区金光新村，正位于上海世博会的主干道——上南路边上。今年入春以来，这里轮上了"平改坡"工程。远道而来的建筑工人们需要为小区里上百栋楼房粉刷，修葺，加顶，以改善已经陈旧不堪的外观。

　　施工队里有一位王姓师傅，面孔黝黑，是来自浙江绍兴的水管工，王师傅发现，176号楼102室的自家小院里水龙头一直漏水，一连滴了好些天无人过问。这让他心头得慌。这天，他翻过墙，想进屋把自来水的总闸门关掉。十几秒后，他看见了一具黑色的骨骸。

　　人们至今说不清楚胡建玲的祭日。

　　住在对门101室的忻家太太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她在世的人。那天是大年初五，早上七点多，忻家太太出门倒垃圾，碰到脸色黯淡的胡建玲在小区里散步。忻家太太记得那时胡老太捂着胸口说，心脏不大舒服，想去看病，但医院得大年初七才上班。于是忻家太太说，你今天别做饭了，中午和我们一起吃。

　　一个人的胡建玲在家难得开伙，时常在晌午、傍晚时分拿着碗，到忻家太太或者隔壁老王家里蹭几筷子。

　　但这一次，上午10点刚过，忻家太太端着一碗馄饨找邻居时，门已经敲不开了。

　　之后陆续有人来找过胡建玲，包括一直跟前夫生活的独子，她的哥哥与妹妹，她的外地朋友们。但始终是电话无人接听，家中无人应答。2008年，胡建玲的母亲去世，也没有人找得到她。

　　胡老太并不显老，60岁了，看起来不过50岁出头。院子里的老人们说不上她的名字，只管她叫"小胡"。

　　她是搞销售的，后来做起了安利，向小区居民、居委会和周边的农民推销产品。

　　在这个有些年月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可能的一点联系，会发生在每天上午七八点和晚上五六点。日出日落的时候，穴居的老年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做做运动，散散步。

　　这样的你来我往，让小区的人们认识了太极拳打得很好的陈进荣老师，和他那位热衷于推销安利产品的太太。

　　陈进荣过世后，因为房屋的产权纠纷，胡建玲和继子闹僵，基本再无往来。

　　胡建玲依然活得很潇洒。她待人和气，外面的朋友也多，2007年以后，还时常有外地朋友来找她，吃了闭门羹。胡老太消失了，渐渐地不再被想起。

　　时隔两年多，小区的人们聚在一起，试图勾勒出她那已经模糊的面孔。

　　有人说她长长的卷发，挽个发髻，有人说她头发齐耳；有人说她很时髦，冬天夏天都穿着裙子，也有人说她穿的是裤子，就是普通人家的打扮。

　　人们印象中的她"个子挺高，长得蛮漂亮"，她时常拖着行李箱，咔啦咔啦擦过金光新村的水泥路。她热情地对街坊打招呼，"我要去海南岛啦"，或者"我要去香港啦"。

　　胡老太彻底失去行踪以后，周围人没有报警，他们只以为，胡建玲出国嫁人了吧。

　　在小区里，没人觉出异样。

　　忻家太太2006年底搬过来，她不知道新邻居是出远门了还是搬家了，日子还是照常过。她只记得第二年夏天，屋子里的蟑螂多得不得了，还"飞檐走壁的"，楼道里出现了硕大的老鼠，咬破纱网到处窜。整整那一季，她不得不拿着苍蝇拍子，每天挥来挥去。

　　她说自己没有嗅出特别的味道。旁边一户在养鸽子，鸽子屎一直臭烘烘的，门口的苗圃区，时常有晨练完的老头子们撒尿；另外，楼房二十米开外的栅栏边就是农田，浇灌着酱绿色的肥料。

　　2009年初，胡建玲楼上的屋子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3月的一天，他们阳台上的被子被刮到了一楼的天井里。男人爬到围墙上，用晾衣架把被子钩起来，隐约看到有人睡在一楼卧室的地上。他突然头皮一麻，觉得有些怪异，不过他随后嘿嘿一笑，以为自己看错了。

　　两个月后，那个姓王的年轻水管工慌乱地逃出那个积满尘垢的屋子，第二天报了警，胡老太之死在小区里以至整个上海炸了锅，当地媒体略显夸张地描述说，胡老太只剩下一具白骨。一个死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被遗忘的老人，竟以如此方式引起关注。"连美国人都知道了"，一位短发、运动装的老太太说，她在美国的表姐也打电话回来问起这事。

　　忻家太太现在轻易不敢出门，她一听到敲门声就心里发毛。她念叨着自己怎么老碰到这样的事。两年前，她在上海别处住时，偶然发现楼下一户孤老的家里连续三个晚上没亮灯了，最后，居委会抬出了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

　　胡老太之死与他们的归宿

　　老人越来越多。自1979年，上海在中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它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这些年里，社会学家设计出各式的养老模式：社区自助，购买社工……

　　据金光新村居委会介绍，这里在2005年实施了独居老人平安报告制度，小区居委会41位独居老人都有助老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的联系。

　　金光新村居委会书记陈华菊说，这些举措很难和来势汹汹的老龄化趋势抗衡。"世博"临近了，陈华菊最近忙得团团转，搞综合整治，学文明礼仪，交通文明岗。偏偏出了"胡老太白骨事件"，她得频频和媒体打交道，烦得不行。

　　陈华菊不认为居委会对胡老太之死负有责任，"我们小区里空房子很多，我不可能每一个都打开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死人"，"在独居老人身上挂个监视器，我们随时随地看到他们的行动，连老太太的隐私都看得到，我们可以做吗？"

　　她反复强调，胡建玲生于1947年7月，过世时不满60岁，够不上"独居老人"。

　　陈华菊说，从2003年7月丈夫过世后，胡建玲觉得害怕，"再也没有在这个屋子里住过一天"，只是偶尔回来拿东西。至于拖欠的物业费，"我们这里不交物业管理费的多得是。"

　　在陈华菊看来，悲剧更多地源自胡老太"做人失败"。"她喜欢说大话"，"她居无定所的，我们关心不到啊！"

　　邻居们的说法与陈华菊不尽相同。一位老邻居证实，胡建玲过去几年的的确确住在这里。何况，她还是176楼的楼组长，每年要开好几次会的。

　　胡建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陈进荣，于1998年搬进金光新村。那会儿，这里完全是一片乡下景象，草长得过人高，大个儿的蚊子扑面而来。

　　这个小区是浦东新区一处大型的回迁房工程，安置着从淮海路、八佰伴、城隍庙等黄金地段搬迁的2000多户上海居民。院子里多是老年人，三三两两一边运动一边聊天的老人，弓着背来回踱步的老人，太阳底下坐着织毛衣的老人。

　　在大都市的急速发展中，他们被集体动迁到城市边缘的某处，然后生老病死。子女或者和他们分巢而居，或者终日奔碌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像一群群迁徙的候鸟。

　　2003年，陈进荣死于癌症。因为不敢一个人住，胡建玲便让邻居老王家的何姓保姆住在屋里，她自己基本"不沾家"。一年后，她借故说自己要回来住，让保姆搬走了。

　　"她很精明，很会赚钱。"老王说。院子里的人，大多对身边这位精明的生意人有些抵触，也有人认可她，觉得商业社会，能赚钱就是本事。

　　老王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戴一副老花镜。他身体不太好，有时坐上一会儿就突然用力喘气。老伴过世后，他一直独居在光线晦涩的屋子里。对于"小胡"的死，他难受了几天，不过这把年纪的人容易把事情看淡，叹息一番也就算了。

　　而他和附近好几位真正意义的独居老人，并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志愿者"，也没听过结对子扶助这回事情。关爱老人，这口号对他们而言还有些遥远。

　　单身的高老太太今年80岁，她说自己的岁数比上海解放的时间还长。干瘦的身材，短发，爱穿一件白底黑花的婆仔衫。

　　她波澜不惊地说起胡建玲的孤独终老，好像有一天，那也是她的归宿。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已经进了老人院，二儿子44岁，就住在对面那栋楼里。她还记得生二儿子的时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点和儿子一起死去。

　　现在，熬过了苦日子，却也迎来了孤独。儿子家离她只有几分钟的路，但难得来见她一次。除了频频来访的推销者，几乎没有人会敲她的门。

　　六十年的生活，一笔勾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寻找胡建玲在上海的亲朋好友，但这样的寻找近似大海捞针。

　　上海市民的户籍信息系统里，户口本上只有胡建玲一个人的名字，再无其他兄弟姐妹和儿孙子嗣。她的丈夫在2003年去世，母亲在2008年去世。5月17日，这个户口连同"胡建玲"的名字被注销。

　　胡老太的继子和继女登记在案的固定座机号，一个是空号，一个得到的答复是"打错了"。而她曾辗转居住的地方——耀华路西张家宅、雪野新村、上钢新村——或已为马路的拓宽让道，或已彻底从上海的地理版图上消失。

　　按照履历，胡老太曾是上海浦东船厂的工人。浦东船厂的现职人员显然没有兴致从繁缛的人事资料库里打捞一份上世纪的档案，草草地敷衍道："都退休十几年了，老同志找不到了。"

　　安利公司可供查询的人事系统里，同样找不到"胡建玲"的名字。她已经死去两年多了，而安利公司的惯例是，一年不续卡费者，3个月后自动注销账户。

　　六十年来生活的痕迹，随着不为人知的死亡，烟消云散，杳无踪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办理胡建玲一案的浦东新区东明路派出所，希望获知胡老太家人的联系方式，被告知街道派出所接受采访须浦东分局批准；找到浦东分局，被告知分局接受采访须上海市公安局批准；而上海市公安局给出的答复是：中央级媒体采访胡建玲老太太一事，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

　　最终，在闵行区殡仪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胡建玲家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地点是上海郊区，一个叫淡家巷的地方。

　　没有追悼会的记录。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她一送过来就火化了。

　　十天过去，她的骨灰仍寄放在殡仪馆。镶玉的漆黑骨灰盒旁有一个儿媳和孙辈送上的袖珍花圈，盒上没有她的照片。

　　5月27日下午，胡建玲的亲生儿子接到记者电话，他不愿意开口说什么，只小声说一句"谢谢了"，即挂断电话。

　　他有一份足以让上海大部分白领仰视的工作。据金光新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十多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了父亲，和母亲的往来不多。极少数时候，他会去看看母亲。在2007年的年夜饭后，他再也联系不上母亲。他想着母亲去外地了，也就作罢了。

　　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公司很尴尬。

　　记者又拨通了胡建玲前夫的电话，他一听是记者，便扣掉电话。再打过去时，他用一个近乎恳求的语气说，不要再打扰他们。

　　他们希望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死者长已矣，活人还想过清静日子。

　　这个生活在上海边缘的女人的命运，很快会被时间的橡皮轻轻擦掉。居委会书记陈华菊所说，这只是一个太极端的个案，并没有多大意义，"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

　　金光新村里，一度喧嚣的对胡老太之死的讨论正在冷却。关于胡老太的种种流言越传越模糊。

　　5月27日，金光新村176楼"平改坡"工程结束，脚手架被拆去，乳黄色的楼体配上红殷殷的顶盖，看起来生机勃勃。

　　102室依旧荒在那里。天井里，水仙牌"大霸王"洗衣机和空调上铺满了长久不被理睬的灰尘。门外，主人种的一棵枇杷树，枝叶很旺，几乎探到二楼窗户。路过的年轻人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偷摘树上的枇杷吃。

　　二楼那位曾经在胡老太天井里捡过被子的男主人，每天都把胳膊肘以夸张的姿势倒提着，去揿自家202的门铃，生怕触到102这个键。

　　而上了年纪的人经过她家门口时，有时还会表现出愤怒与悲哀。在这个庞大的老龄化社区，死亡并不遥远。他们无所顾忌地大声骂，骂居委会的不作为，也骂人情的冷漠。他们还骂自己是"草包"，没本事，心里藏不住事情，喜欢管闲事。

　　除了让小区里增添了一些阴翳，胡老太就那么不为人知地蒸发掉了。而且事后看来，她似乎从未在这个人世存在过。

周雪光：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

1995 年7 月中旬,一场高温热浪袭击了芝加哥。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7 月14 日至20 日) ,有700 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芝加哥一度成为"死亡城市"(the city of death) 。下面是芝加哥居民惊心动魄生死经历的几个镜头: 玛格丽特·奥蒂茨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星期五,她开着自己福特大客车带着十个孩子去一个有着空调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后奥蒂茨带着孩子们回到幼儿园。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孩子们很快就午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回到她的福特车准备去接其他孩子。当她打开车门时才发现,有两个男孩被遗忘在车上,他们已经死于高温。(Klinenberg , 2002 :6) 星期六,停尸房的222 个床位已经全部占满,但仍有数百具尸体无处安放。刚刚运来的尸体散放在办公室的各处,许多尸体已经做了死亡诊断,但因为找不到亲属而无人认领。当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自愿提供他的冷藏车队来暂时存放尸体。星期五第一批红黄相间长达48 英尺的车辆到达,它们很快就装满了;但仍然有许多尸体没有地方安置。周末又调来了更多的车辆,最后共有9辆大冷藏车。这些车辆停放在停尸房的车场,被警车、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车、殡车、私人车所簇拥着。这些情景出现在电视画面和报纸图片上,传遍了世界。(Klinenberg ,2002 :8 - 9) 以上两个片断摘自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 Eric Klinenberg)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之作《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注1）在医学上,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常常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分析。而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书中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切,社会学的审视目光,学术的严谨思路,扣人心弦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对芝加哥热浪这样一个重大灾难事件,社会学可以提供怎样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系列有关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我们从组织学角度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这两个问题是我写这篇书评的着眼点。 一 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有好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克兰纳伯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出发。在芝加哥的热浪事件中,为什么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 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差别巨大? 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联想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著作《自杀论》。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应该从社会群体层次进行研究解释这一社会学基本思路。围绕着这些问题, 《热浪》对这一灾难的多方原因从不同层次——从个人的生活环境、都市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市政府,直至公共领域中新闻媒介机构——进行了逐步分析。 这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共有5 章。第一章以"在孤独中死亡"这一观察开始,从受难者个人层次的生活环境入手讨论。在热浪中死亡的人们大多是老人。他们年迈体弱,难以承受自然灾难的肆虐,这仿佛是人们易于接受的常识性事实。但是,克兰纳伯格追问:为什么这些老人会在孤独中死亡而无人过问? 为什么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寻找更为凉爽的空间,或者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 为什么许多人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中仍然门窗紧闭,甚至严封重锁,以致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运用社会学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人口的变化。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独身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第二、文化的演变。由于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恐惧的文化悄然滋生,使得人们趋于闭门自守。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私生活的价值概念在老人中尤为盛行,更加剧了这种孤立独处的趋势。第三、在贫穷、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共场所消失,从而剥夺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特别是没有子女的男性老人,更易于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 在克兰纳伯格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孤独无奈的老人,没有社会资本、没有社区、没有社会关系,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回自己惟一所有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例如,一位老人在访谈中告诉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自己的公寓6 次,其中3 次是因为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时节组织的关怀老人的活动(第51 页) 。当一个社会如此抛弃老人时,我们也可以质问这个社会是否也抛弃了人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过着如此的孤独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经历了如此的暴力和衰落,也不是所有的社区在热浪中都经历了同样的高死亡率。在第二章,作者从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以解剖分析。他首先用统计资料说明,在芝加哥的不同地区,热浪中的死亡率与种族构成、年龄构成、社区兴衰以及犯罪率有着明显关系。随后,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两个地域邻近但种族不同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在热浪中,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一个以拉美种族为主的社区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黑人社区的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5 倍,而拉美族社区的死亡率仅有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的一半左右。为什么这两个社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 有人从这两个种族的不同文化来解释,认为拉美族文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从而得到更多的亲情支持;有人从两个种族对高温适应的身体素质来解释,认为拉美族人以前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对高温气候比其他种族更有适应能力。 克兰纳伯格认为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推敲: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 %) 高于黑人社区(24 %) ;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不是导致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芝加哥城市自50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过程,导致这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原本扮演了加强社会关系的重要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当地老人的关怀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的重要渊源。与此相比,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从书中的照片我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繁忙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有着极大权力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为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袭击灾难中得到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助。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分别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过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准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市政紧急事件反应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任在第一线发回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第133 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决策。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调集周边地区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间。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措施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 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却更不利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 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他对当时以戴利(Daley) 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他这样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现在的市政府并不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ity) 。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认政府决策的失误。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重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逐盈利,在热浪灾难过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当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助这一城市重新思考反省这一事件。但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收集好时已经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经理们认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愿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过程。 二 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推诿责任,为了维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应对措施严重失误的反省还可以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进组织设计的可能性。 各种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 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种紧急事件,这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例如,关于1986 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甚至歪曲,等等。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改进。但是,时隔17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 年失事的调查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组织失败原因。有关美国911 事件、2004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这些因素时,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现这些导致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过程? 我以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反映了科层制正式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这些矛盾,那么组织设计上的改进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防患于未然。我的基本命题是,正式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这种常态运行的状态在本质上无法(也不可能) 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科层制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等级结构。在"理想模式"中,组织内部由上至下有着明确的上下级职责管理,在同一层次上,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是充分利用分工所产生的效率。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由于关注的对象事务单一化,管理人员的技能也可以相应地专业化,效率化。例如,芝加哥市把高温救助的责任放在消防部门,即是这样一种组织安排。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正式组织常常采取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使各个部门之间或部门与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给予下属部门更大的处理问题的权限,使它们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在克兰纳伯格笔下的芝加哥市社区管理上,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市政府将公共机构权限下放,给各个社区及其公共管理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管理上,这种分权自理的结构可以针对当地的情形进行有效的处理。 与此相应,随着分工的专业化,正式组织中的日常工作大多在规章制度的轨道上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式组织的结构可以说正是将行政事务处理加以规章制度化的程序。而稳定的组织规章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常态状况下的关联和合作。 分工精细、松散联接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化一方面促使不同部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况;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结构特点同时导致了信息的部门化,利益的部门化,组织行为的程序化,增加了部门间在非常态状况下协调的困难,使这类组织难以适应与常态状况不同的突发事件。换言之,一个组织越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条件的同时,它就越难以适应突发的事件。 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所产生的习惯和期待也是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组织反应能力。组织学家魏克对一次火灾应对措施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Weick ,2001 :100 - 124) 。1949 年的夏天,美国Mann Gulch 森林地区发生火灾,在救火过程中,当大火向16 个消防队员袭来时,当时的领队、一位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员道奇"向其他的消防队员呼喊让他们扔掉工具。随后更使大家吃惊的是,他在他们面前点燃火,然后命令大家在燃过的地方趴下。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都向山梁上跑去。道奇伏在自己燃烧后的灰烬中生存下来,另外两个人跑过山梁得以生存,而其他13 人没有来得及跑过去就被大火吞噬"(Weick ,2001 :101) 。这个事件恰恰反映了组织常态运作与紧急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这些消防队员空投在火灾地区时,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习以为常的小规模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组织的常态,在正常程序的规范中行事。但是,当火势后来的发展超出原来的预想,突然出现紧急状态时,常态基础上的组织便发生了危机。常态状况下的组织结构和规范随之解体,团体内部的"意义系统"崩溃。例如,当领队道奇命令大家"扔掉工具"时,队员们都惊讶了。如果没有了救火工具,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的"身份"(identity) 是什么呢? 而当道奇在他们逃命的通道上燃火时,他们更是对领队本身产生了怀疑。所以,当副队长招呼大家向山梁撤退时,大家放弃了道奇的权威地位,不听从他的指挥,导致了巨大的灾难。魏克指出,突发事件使得建筑在常态运行状态上的"意义系统"瘫痪,使得组织成员之间难以沟通协调,导致组织失败。 简言之,我们不应该期待正式组织同时拥有常态状况下的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热浪中政府的诸多失误反映了为常态运行而设计的正式组织结构难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根本矛盾。如果提高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是组织设计的目标,那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从组织设计上,需要考虑如何在突发事件出现时从常态到紧急状况的转化机制,例如如何将原来的常态机制暂停,如何启动紧急运行机制,以及建立预警系统、多重决策程序等等一系列课题。这都有待于组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探索。 三 我是在一个个静谧的深冬清晨陆续读完《热浪》的。拂晓前的书房窗外还是一片夜色,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室内柔和的灯光投在书房一角,安静平和;而我的心却紧紧地系在热浪期间的芝加哥:那些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至今无人认领的遗物、囚房般的生活环境、孤独无助的老人封门闭窗艰难喘息,一幕幕情形令人窒息。 与许多自然灾难一样,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当时占据了电视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介的头版头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后,针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对表现,官方或非官方的调查和各种社会群体的评价也纷纷出笼。官方调查的结论是:"这次热浪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见地聚合在一起所导致的气象事件"(第16 页) ,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人类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第15 页) 。简言之,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超越了公共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移向新的事件,这个热浪灾难也渐渐地被抛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克兰纳伯格,1995 年他只有24 岁,刚刚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生长在芝加哥,对这个城市中发生的热浪事件有着执着的关切,所以把这个事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当时有关这一事件的事态发展和有关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应对行为的大量新闻报道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研究过程中,他历时16 个月在芝加哥实地收集资料,使用多方资料对芝加哥热浪的情形进行阐述分析。为此,他参与了社会福利机构帮助老人的活动,与老人交往做朋友,从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走访警察局、电视台、社会福利组织收集有关资料,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人士访谈;为了了解社会生态环境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他选择了两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在其中居住了6 个月,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连续的参与观察。 当然,有力的分析还须建筑在有力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克兰纳伯格说,来到伯克利后, 我就开始询问怎样使用社会学研究的工具——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图表和统计手段——来分析说明自然、人文和政治诸方面的都市现象是怎样集中体现在芝加哥1995 年夏天这一事件上的。不久,我确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其他调查研究所没有回答的有关芝加哥热浪事件的困惑。自此,我开始了这项历时5 年的研究项目。(第13 页) 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社会学的训练使作者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路观点和严谨的分析解释。例如,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是对社会群体层次上的差异的关注和分析。这一思路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克兰纳伯格从性别、种族、阶层、社区等一系列群体特征着眼分析了人们在热浪中的不同遭遇,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这些群体差异背后的社会分层机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生态学对他的影响。这一理论角度帮助克兰纳伯格对社会群体与所在社会环境特别是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体现在他对两个社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帮助作者收集、把握和应用各种实证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克兰纳伯格运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或验证他的观点。从死亡人口的年龄性别分类,到"孤独生活"的人口在全国和芝加哥市的状况,到犯罪率、不同社区的人口分类,等等,加上各种图表、照片,可谓林林总总、丰富翔实。当然,为了书中叙述的流畅和相应的读者群,这些资料大多是以直观、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的,与学术论文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定性资料(如访谈、观察) 。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方法和指标本身为这一事件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热浪的初始阶段,医务工作者对"中暑"死亡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方法,而政府官员为了淡化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力图缩小中暑死亡的数字。在这种情形下, 首席医务检查官多诺霍(Donoghue) 顶住政治压力,提出了"中暑死亡"的诊断标准,为准确地统计死亡原因和数目,检测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提供了基础(第24 - 32页)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计量手段的应用,才使得芝加哥热浪事件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社会事实"。 一个好的学术作品的产生,也得益于一个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热浪》一书的社会学分析得益于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积累。这一点我们在作者旁征博引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例如,作者有关老人"孤独"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学在这一领域中的已有研究成果之上。另外,社会学中有关性别、种族、人口结构、家庭构成、犯罪学、社区发展等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分层、社会资本等一系列分析工具也为这本书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中还引用了联邦政府统计资料、当地社区的研究资料、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料、当地警察机构的犯罪统计资料,等等。这些机构接纳了作者的访谈、参与观察。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如果没有各个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开放与合作,很难想象这本书会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始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历时数年。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灵活的研究环境和研究生训练项目的支持,使得作者可以从事耐心的长时间的深入观察,这项研究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深度和力度。 作为社会学的学者,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之处? 克兰纳伯格在这本书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我们看到社会学着眼在群体层次上分析社会中资源分配机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文化环境对不同群体差异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社会学发展起了收集与分析系统资料的研究方法和统计手段。而且,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相互竞争、共同生存,为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得益于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社会分层、社区研究、性别研究、老年学、犯罪学,等等;他的研究汲取了芝加哥学派、批判理论等不同理论思路;另外,他的研究工作使用了量化分析、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参与观察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正是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的宽阔舞台使得作者有了充分发挥学术能力的天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社区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热浪》出版后,公共卫生界、公共政策界、社会学界、公共舆论界有着诸多评论,大多是褒奖之词。但是也有一些书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会学界的同行。例如,在《当代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会的书评杂志) 讨论该书的专栏中,米切尔·丹尼尔(Mitchell Duneier) 对这本书从研究方法到统计数字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Mcleod ,2004 ;Duneier ,2004 ;Klinenbeog ,2004) 。作为这一领域的外行,我不能对争论双方孰是孰非有一个肯定的评论。但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氛围使得学者在理论思辩和实证研究中不敢有所懈怠,推动着研究活动向更为严谨更为深入的方向走下去。 《热浪》的研究工作使得我们没有轻易地遗忘芝加哥热浪中的遇难者。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他们的不幸遭遇帮助人们认识、改进与发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推动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突发事件的组织应对机制的研究和反思有所裨益。   注释： 注1：以下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Klinenberg ,2002。 注2：有关"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事故的调查见Feynman , 1989 :113 - 237。有关"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见Columbia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Report (volume 1) , 2003 (http://www.nasa.gov/columbia/home/index.html) 。有关9. 11 事件的调查,参见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有关新奥尔良飓风袭击事件的调查,参见"The Federal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 Lessons Learned ,"by Frances Fragos Townsend and the investigation team (http:/www.whitehouse.gov/reports/katrina-lessons-learned/index.html) 。         参考文献： Duneier ,Mitchell 2004 ,"Scrutinizing the Heat : On Ethnic Myths and the Importance of Shoe Leather. "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2) . Feynman ,Richard 1989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New York : Bantam Books. Klinenberg , Eric 2002 ,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Overheate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5) . McLeod , Jane D. 2004 ,"Dissecting a Social Autops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3(2)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 The 9P11 Report . St . Martin's Paperbacks. Weick , Karl E. 2001 ,"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 The Mann Gulch Disaster. "in Making Sense of the Organization , by Karl E. Weick. MA: Blackwell .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在其它网站转载，敬请注明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www.sachina.edu.cn

美国民意调查简史

十八世纪，出现了调查的书籍，记录谁投票和怎么投票；

Jefferson政府期间（1801－1809），开始了常规性的党内投票者倾向清点活动（canvassing of voters），只问投票者的倾向，个人基本变量和态度等问题没有包括在内。

十九世纪，上述党内投票者倾向清点活动由自愿者群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824年7月24日，Harrisburg Pennsylvanian 和Raleigh Star newspaper公布了总统竞选预测结果。报纸调查方在（Delaware）特拉华州的Wilmington市对公众进行了调查，问他们最喜爱的总统候选人。调查结果显示：军队英雄Andrew Jackson获得70％的选票，政府部长John Quincy Adams获得23％的选票，Henry Clay和William Crawford分别获得4％和2％的选票。在公布调查结果时，报纸评论说这个调查是"无偏见的结果"，是19世纪最诚实的结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偏见的结果，但是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政党内的大规模投票倾向清点工作成为靶子，而本调查的合理性也由此体现出来。实际上，这个评价对调查业的基本的理念有了最基本的诠释——第三方、无偏见、诚实。

1850年，185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负责人J.D.B. DeBow运用随机样本的概念，抽取了23个州，分析了婚姻、入学和福利的不平等问题。

1888年，"黑马"一词出现的Boston Journal上，描述不被看好的候选人迅速崛起的现象，将马的种族词汇用于对竞选的观察和候选人的观察。

1892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花费2.5亿美元在全国各地散发宣传册、写信、并进行演讲，而共和党在1896年花费3.5亿美元宣传Richard Jensen所著的《民意》一书，其宣传攻势之强"前无古人"。

1896年，芝加哥报进行了McKinley-Bryan竞选调查，花费60000美元，采用邮寄的方法对芝加哥地区的选民和和中东部州的选民，回收了25万张，预测McKinley获胜，在芝加哥预测值与实际值只有0.04%的差异，但是芝加哥以外的地区预测都失败了。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众多的报纸介入到民意测验领域，主要包括Hearst Newspapers, New York Herald, Cincinnati Enquirer, Columbus Dispatch, Chicago Tribune, Omaha World-Herald and the Des Moines Tribune等。

1916年，Columbus Dispatch在俄亥俄开始系统的民意调查，到1920年，应用地理区位和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其配额的变量包括：政党、性别、宗教、民族和经济状况等。

同年，著名的周刊杂志Literary Digest第一次进行美国总统竞选预测的民意调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学家在征兵工作中进行了智力和适应性测试以利于人尽其用，问题设计的技巧得到很大改善，并且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人们的行为模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告机构开始消费者态度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媒介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改进了抽样技术，正式采用配合抽样方法。

1932年，心理学家、媒介、广告与市场研究专家Henry Ling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民意调查机构the Psychological Barometer（心理晴雨表），在众多的领域为心理学会提供公众态度调查，Ling的调查机构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入户，取代邮寄，消除了无回答的困扰。

同样是1932年，Mrs. Alex Miller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依阿华州长，他的继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George H. Gallup正在改进公众调查的抽样技术，给予她许多帮助，结果当Mrs. Alex Miller竞选获胜的时候，George H. Gallup开始从事民意调查事业。

1935年，George H. Gallup，Archibald Crossley and Elmo Roper推出现代民意调查系统，他们不仅预测总统竞选，同时关注更多的方面，他们成功地预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的选举中获胜。Gallup poll的结果登在报纸上，而Roper（the Fortune Poll的奠基人）则在Fortune magazine发布其结果。

1936年，Gallup、Crossley、Roper都预测罗斯福将当选总统，他们的预测结果分别是：55.7%、53.8%、61.7%，实际的结果是62.5%。与此同时，Literary Digest预测兰登将获胜，使得调查声誉收到很大影响。

1936年，the Crossley Poll成立。

1940年，罗斯福总统运用调查机构收集到的民意进行公共决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媒介支持或者建立的调查机构纷纷建立，包括：Joe Belden's Texas Poll (1940), Mervin Field's California Poll (1947),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Iowa Poll (1943) and the Minneapolis Tribune's Minnesota Poll (1944)。

1948年，主要调查机构都预测杜威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结果失败了，调查的可靠性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956年，Harris survey成立。

1960年，肯尼迪总统在竞选过程中运用民意调查。

二十世纪60年代，CBS/New York Times, NBC/Associated Press. ABC/Harris,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纷纷建立调查机构，time和新闻周刊介入民意调查。

1967年，cbs新闻介绍了调查的出路（Exit polls），被访者需要回答他们投票意向的同时，还要回答一些自然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1972年，cbs调查中加入了情绪与动机的调查。

1972年，Amitai Etzioni's MINERVA system增加了调查研究的能力，它可以召集30个人在普通家庭电话旁参加讨论会议。

1976年，卡特任用民意调查专家Patrick Cadell作为其竞选顾问，当卡特总统当选时，Patrick Cadell走向前台，成为进入白宫核心圈的第一个民意调查专家。

1980年，nbc在8：15之前预测里根获胜，而此时，在西部各州的调查还没有结束。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向北京大学师生免费开放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08年测试调查数据已经清理完成，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章程》，在北京大学建校111周年之际，向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公开发布。
CFPS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整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各院系的学术力量设计并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历时数据，反应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的实证数据。
CFPS2008年的测试调查问卷分为村/居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调查主题包括：经济、教育、婚姻、就业、健康、日常生活、养老、社会保障、社会交往、价值观、少儿社会化过程等。2008年的测试调查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式在北京、上海、广东各抽取了8个区/县的32个村/居的800户家庭，每户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受访对象。数据库内容丰富、翔实，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非常宝贵的资料。
CFPS数据库将首先对北京大学全校师生进行免费开放。有意者请关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网站公布的数据内容列表及相关说明。
http://www.isss.edu.cn/index.php?catid=48&action=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