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名人具体表达了某一代人的状态。某一代人的文化在型塑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他们自身的意愿相悖，披头士成了英国流行文化的代表，他们本身就具体体现了这种流行文化。
Elliott认为，为列侬写传记本身是困难的，因为传记本身就是列侬在其后半生中所反对的名人事业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而言，传记的困难反映了在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当代社会，自我与身份认同的问题。任何名人传记本身必须反过来讨论名人的伪装（simulation）和建/解构问题。列侬传记必须既接受和赞美画像式的列侬个人魅力的自然表达，又必须批评这种对列侬的画像式印象，以说明列侬如何在根本上是一个迷惑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描述才是一部差强人意的传记呢？Elliott得回答是，使用批评理论和精神分析方法来探究列侬与他的名声以及我们的失落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其结果对于文化理论微妙而又具有创造性。
列侬生活中最悲惨的部分是他无法彻底拒斥作为文化符号的状态。现代粉丝体系将粉丝们的自我认同与关系遥远的他人（名人）搅在一起，粉丝们对名人们的完美想像与名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差距争论不休。粉丝们着魔般地与理想化的名人们连在一起。一旦明星们不能够符合这种理想的形象，他或者她就成为怨恨、内疚或嫉妒的目标。列侬难以适应粉丝体系，因为他批评和拒斥名人工业。列侬对披头士狂的疏远在他挑战其经理Brian Epstein的尝试中表现出来，他试图抗拒披头士早期浪漫主义抒情歌曲，反对将Fab Four商业化。列侬是否能够在实际上建构一种替代的角色和作为反资本主义导师的自我形象存在质疑的可能。列侬被谋杀本身就是这种紧张和矛盾的表达。Chapman从10岁开始成为披头士的粉丝，将列侬视为个人英雄，学习玩吉他和尝试毒品。Chapman成为基督徒并且他理想中的列侬形象破灭了，对他而言，列侬已经出卖给了财富和个人名声。偶像的破灭常常导致性暴力和仇恨。
Stars Don't Stand Still in the Sky一书试图质疑两大迷思：
一个迷思：摇滚是反抗社会变迁和自我转型的代表。
另一个迷思：摇滚逐渐被利润侵蚀，金钱损害了摇滚的真实性。
此书并不尝试为摇滚去魅，但它的确尝试去展示摇滚更为复杂的方面。
哀悼是纪念的方式之一，应该谨慎对待。各种哀悼是对我们面对"后民谣时代"困境的适当反应……我感到有必要承认，我的批评立场本身受到我的肤色、地域和同代人的痛苦带来的失落感的型塑。
Gilroy的失落感是由于他所相信的黑人音乐与黑人政治之间脆弱却坚强的联系造成的。
黑人音乐的商业化及其由白人乐队来演唱已经破坏了这种联系，因此黑人音乐不复存在。文化产业的破坏性进步要求人们对于黑人音乐中的反抗和乌托邦主题集体健忘。同龄人、音乐和文化结构之间的断裂为哀悼提供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这两种声音都是对流行文化形成过程中关键时刻和英雄的怀念；在世纪末再次写起他们，无论所写的是什么，都是对文化的身体的怀旧和哀悼。
forcode：这是李康老师"国外社会学说"的课程作业，前天的发贴是该课程的另一篇作业：生存竞争与中华文明的早熟——读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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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有限，forcode选择了一篇只有5页的英语论文"Mourning Bodies and Cultural Nostalgia"，花了几个小时读完，然后联想到了最近发生的"艳照门"和去年阅读过的《长尾理论》，于是有了这篇3000多字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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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巨星的消逝与大众文化的衰落
——读《哀悼身体与文化怀旧》【摘 要】互联网的兴起制造了无数成本近乎为零的渠道，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使得同一渠道拥有的用户数量大大减小，原来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大众媒体"的用户被分散到无数以兴趣划分的"小众媒体"里，任何一个渠道再也不能如从前一般攫住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了，"天王巨星"被各个不同流派、风格、领域的"小名人"取代。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在大众传媒时代一直如鱼得水的大众流行文化日渐衰落，像列侬和披头士乐队这样的大众偶像再也不会出现，于是，在20世纪末，"大众媒体"通过对列侬和披头士乐队的集体怀念来释放其深深的失落感。
【关键词】列侬;披头士;大众文化;大众媒体
《哀悼身体与文化怀旧》一文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布莱恩·特纳教授，此人是1984年初版的《身体与社会》一书作者，此文实际上是对墨尔本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哀悼列侬》和伦敦Routledge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的《群星不再屹立空中：音乐与迷思》的学术点评，此文发在学术杂志《身体与社会》里，但此文与身体的关系其实有些牵强，抽掉"身体"这个概念，换做"偶像"一词或其他概念并不影响对该文的理解。此文所论述的其实就是大众流行文化中的偶像与粉丝，因此，本文主要不会从身体的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论述。
为什么是在20世纪末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的时候，突然兴起对列侬和披头士乐队的怀念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一种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使得人们多愁善感起来？
作者在文中写道："对Lennon的哀悼，就和对Diana夫人的哀悼一样，同样是全国大众对历史上特定时代告别的一种举动……披头士乐队是战后英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型塑了流行文化和大众消费社会。我们哀悼他们是因为我们在怀念英国历史上在向大众流行文化转型中一个特殊时期的不知所措。"[1] 毫无疑问，对列侬的哀悼是对一段历史的怀念，但这种自发的哀悼发生在20世纪末而非更早或更晚的时期，并不只是因为布莱恩·特纳所认为的世纪末的怀旧，更因为20世纪末西方音乐产业的迅速衰退，让人怀念起了大众流行文化刚刚兴起时的列侬和披头士乐队。
在20世纪末，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媒渠道的变革，使得大众流行文化迅速走向衰落，音乐工业更是风光不再。"从2001年到2005年，音乐工业的总销量下滑了1/4，但热门唱片的数量却下滑了近乎一半。2000年时，五大畅销唱片——包括布兰妮和痞子阿姆的超热门大碟，共销售了3800万张。而到了2005年，五大唱片的销量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1970万张。换句话说，尽管音乐工业整体上就在衰退，但热门音乐市场的衰退更为惨痛。顾客们转向了一些不那么主流的选择，散向了上千个五花八门的亚流派。至少对音乐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大热门时代的终结。"[2] 因此，对于音乐工业而言，20世纪末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不再有列侬和披头士乐队，不再有天王巨星和超白金唱片，也不再有如从前一样丰厚的利润和前景，于是，人们——尤其是传统媒体的既得利益者们——开始怀念起那个美好的时代。
大众流行文化在西方的兴起与广播技术的普及有着莫大的关系。广播技术使得全国范围内的人可以同一时刻收听收看同一个节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成为即时的大众媒体，与传统报刊这样的大众媒体不同，电台和电视台能够呈现非常丰富的听觉和视觉刺激，演唱会现场的热烈气氛得以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反复重现，这使得音乐工业一下子找到了蓬勃发展的渠道，"（20世纪）50年代，艾伦·弗里德（Alan Freed）和默里·考夫曼（Murray Kaufman）等大牌主持人把电台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热门音乐制造机器。"[3] 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符号。
"列侬生活中最悲惨的部分是他无法彻底拒斥作为文化符号的状态。现代粉丝体系将粉丝们的自我认同与关系遥远的他人（名人）搅在一起，粉丝们对名人们的完美想像与名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差距争论不休。粉丝们着魔般地与理想化的名人们连在一起。一旦明星们不能够符合这种理想的形象，他或者她就成为怨恨、内疚或嫉妒的目标。列侬难以适应粉丝体系，因为他批评和拒斥名人工业。"[4] 列侬身处大众流行文化兴起的早期，那个时代的娱乐偶像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先例来应对"粉丝体系"给自身带来的伤害，因此，列侬反抗"名人工业"的安排，最终被疯狂的歌迷杀害，这实际上体现了大众流行文化早期整个"音乐工业"本身的不成熟。
但"唱片公司最终完善了制造热门的流程，它的营销部门现在也能以相当高的精确程度预测和创造需求了……这个行业已经解开了商业的密码。他们已经发现了制造大热门的难解公式，事后一想，这个公式原来如此简单：把魅力四射的年轻男人卖给年轻的女人……成功的要点无非就是帅气的外表和打造出的个性。音乐本身被外包给了一小组专家，几乎成了无关紧要的事。"[5] 2008年初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不过是成熟的"音乐工业"中的小小差错，实际上放荡不羁的女艺人被打造成清纯的玉女偶像，并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幻想与喜爱，在此次事件之前，钟欣桐的玉女形象一直维护得很成功，即使偶尔有绯闻，也成了增加人气的炒作。而陈冠希在返回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道歉并宣布无限期退出香港娱乐圈之后，有六成的香港市民表示接受他的道歉。相关艺人的粉丝们也并没有做出多么激烈的反应。从"艳照门"事件，我们看到了"音乐工业"的成熟和"粉丝体系"的成熟。
然而，成熟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流行文化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1993年的时候，美国人每周平均将23小时零15分钟的时间花在听广播上。到2004年春季，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9小时45分钟……（2005年）好莱坞票房下降了7%……报纸读者数量目前处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1985年以来，网络电视的市场份额已经从75%下降到了50%以下。"[6] "音乐工业"的人们最初将唱片销量的下降归结为"盗版"，于是他们发起了接二连三的版权诉讼，但这一切于事无补，因为根本的原因不是盗版，而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发行渠道的无限扩大，盗版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在广播时代，全国拥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数量是有限的，有限的渠道带来了节目之间的激烈竞争，只有比例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优秀节目得以在电台或者电视台播出，"音乐工业"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技术来筛选节目和明星，同时，有限的渠道使得同一渠道拥有数量巨大的听（观）众，"大众传媒"这一概念中的"大众"本身就意味着数量庞大的人群。"大众"是产生天王巨星的基础，列侬和他的披头士乐队就是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有限渠道条件下生产出的"大热门"。然而，互联网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渠道不再有限，而是近乎无限且成本近乎为零，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使得同一渠道拥有的用户数量大大减小，原来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电台、电视台、报刊的用户被分散到数以万计的以兴趣划分的网站、虚拟社区、聊天室里，任何一个渠道再也不能如从前一般攫住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了，"大众媒体"越来越被数量众多的"小众媒体"取代，"天王巨星"被各个不同流派、风格、领域的"小名人"取代。而且，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在大众传媒时代一直如鱼得水的"音乐工业"的暴利基础日渐削弱，"音乐工业"不得不开始适应"小众媒体"时代的游戏规则，像列侬和披头士乐队这样赚取暴利的工具再也不会有了，于是，在20世纪末，"大众媒体"通过对列侬和披头士乐队的集体怀念来释放其深深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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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yan S. Turner, Mourning Bodies and Cultural Nostalgia, BODY AND SOCIETY, 2001, VOL 7; PART 4, pages 98.
[2] 【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p23。
[3] 【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p20。
[4] Bryan S. Turner, Mourning Bodies and Cultural Nostalgia, BODY AND SOCIETY, 2001, VOL 7; PART 4, pages 99.
[5] 【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p21。
[6] 【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p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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