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客: forcode论文：政治身份对中国人婚姻行为的影响

forcode：这是forcode暑期课程的论文：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吴晓刚老师讲授的《应用社会统计方法》（stata）。吴晓刚老师说了，这篇论文不要求做什么文献综述，主要是让我们练习下学到的统计方法，这个暑期我主要选修的课程就是这一门，基本上stata入门了，也见识了各种多元统计方法用stata实现的命令，虽然还不是很熟练，但是也算开阔了视野，统计方法这东西只要自己用上一遍，就比较熟悉了，我6月份用logistic做了一个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研究，对logistic回归有了熟悉感，这次是用刚学会的"事件史分析"做了下面这个研究，对事件史分析也不再陌生了，还是很有收获的。以后不论用这些方法来研究其他别的什么问题，都有自信了。我现在每写完一篇论文，全部都在" 奇想录"和"社会学博客"发表，hoho：

政治身份对中国人婚姻行为的影响

吴锋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5612个案例的事件史分析，验证了一个符合人们直觉和常识的假设：改革开放使得政治身份对于择偶成功的影响越来越小。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改革之后，父母的党员身份对于男性择偶反而成为一种劣势。并提出了一个待验证的解释性假说。

【关键词】结婚年龄、事件史分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政治身份、择偶优势

1、前言：

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按照政治身份分层的社会，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基于政治身份的社会制度，"身份"决定了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资源的获得以及可预期的种种利益，因此，"政治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婚姻行为。然而， 1978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政治身份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人们在择偶中的政治考量也越来越少。

2、 研究假设：

本研究通过对比党员身份对于改革前后结婚的中国人婚姻行为影响的差异，试图验证这样的假设：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身份（包括本人的党员身份和父母的党员身份）在中国人择偶行为中的重要性减小了。

3、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199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调查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6 ）项目 [1]，共有案例 6090个，经过筛选，删除在婚后才入党的案例410个（因为本研究考察党员身份对婚姻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婚后才入党的案例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删除父亲党员身份未知的 52个案例和母亲党员身份未知的9 个案例，删除入党年份未知的7个案例，剩下案例5612 个。变量"父母是否党员"是根据父亲和母亲的党员身份生成的一个新变量，父亲和母亲至少有一人为党员的编码为1，其他编码为0 。另外，根据结婚年份生成一个新变量"是否78年以后结婚"。各变量具体情况如表一所示：

表1 ：各变量的特征和描述（N=5612)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描述
是否结婚	0.898	0.303	0为未婚（参照组）， 1为结婚
是否党员	0.053	0.224	0为非党员（参照组）， 1为党员
父母是否党员	0.171	0.376	1为父母至少一人为党员， 0为参照组
性别	0.510	0.500	0为女性（参照组）， 1为男性
受教育年数	5.149	2.286	最小值为1 ，最大值为13
是否78 年以后结婚	0.515	0.500	1为78 年以后结婚，0为78 年以前结婚

本研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事件史分析"，因变量为"结婚的概率"，自变量为"调查对象的党员身份"、"调查对象父母的党员身份"，控制变量为调查对象的性别、受教育年数。

4、 描述分析：

4.1 党员与非党员在各个年龄段的结婚概率情况：

图1显示，党员与非党员在不同年龄段的结婚概率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 1）非党员在各个年龄段均面临着结婚"风险"，在28 岁左右，结婚概率达到最大值。（2）约23 岁之前，党员的结婚概率低于非党员，而在23岁之后，党员的结婚概率超过了非党员的结婚概率，并在30 岁左右达到最高峰。（3）30 岁之前，党员结婚概率随着年龄增长迅速上升，而非党员的结婚概率在达到高峰前增长缓慢，这显示了党员身份对中国人婚姻行为的巨大影响。

4.2 78年前后，党员与非党员在各年龄段的结婚概率：

从图 2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978年以前的中国，党员与非党员在各个年龄段的结婚概率有显著差异，约 23岁以后，党员的结婚概率远远超过了非党员，这意味着，在婚姻市场上，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具备绝对的优势。

图3显示，相比 1978年之前党员与非党员在各个年龄段结婚概率的差异，1978年以后，二者的差异已经大大减小了，对比 1978年前后两图，可以发现如下的现象：（1） 1978年之后，党员与非党员结婚概率-年龄曲线的第一个交点从 1978年之前的23岁左右向右变动为 25岁左右，这可能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党员带头晚婚有关；（2） 1978年之后，非党员在各个年龄段的结婚概率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其峰值从1978年之前的 0.15上升到0.25左右；而党员结婚概率的峰值也从 0.45左右下降到0.35左右；这样一升一降，缩小了党员与非党员结婚概率峰值的差异，但党员在婚姻市场上仍然占优势。（ 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78年之后，非党员中仍然有少数人是在 18岁之前甚至更小的年龄结婚的，这导致非党员在20 岁之前的结婚概率不为零；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非党员结婚的概率在35岁之后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值，并且持续到45 岁左右。

4.3 78 年前后结婚的人中，男性党员与非党员在各年龄段的结婚概率：

对比图 4和图5可以发现，改革（78 年）前后，男性党员与非党员的结婚概率差异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之前，男性党员的结婚概率峰值远远高于非党员，显示党员在婚姻市场上占据明显优势；而改革之后，男性党员的结婚概率在各个年龄段均小于非党员，男性党员在婚姻市场上反而处于劣势。这是一个反差非常巨大的现象，通过控制父母的党员身份，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父母的党员身份对于当事人结婚概率的影响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导致的：

对比图 6和图7，再对比图8 和图9，可以发现：在改革前后，男性党员身份对于结婚概率影响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父母中至少一人为党员的男性中，党员与非党员结婚概率的相对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后，父母的党员身份对于男性党员择偶反而是一种劣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改革之后，个人能力和标志能力的学历、职业等因素对于择偶更加重要；在男性党员中，父母为党员的男性党员，其党员身份的更可能是通过父母的政治资本而获得；而父母为非党员的男性党员，其党员身份更可能是通过自身的能力和标志能力的学历、职业等因素获得，而这些导致其获得党员身份的因素，同样也有利于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成功，因此，父母的党员身份反而成为男性党员在婚姻市场上的一种劣势。

4.4 78年前后结婚的人中，女性党员与非党员在各年龄段的结婚概率：

图 10和图11显示，改革之后，女性非党员的结婚概率则比改革之前有了明显提高，说明党员身份对于女性择偶的重要性有所削弱；而女性党员的结婚概率峰值仍然远远高于女性非党员，显示了党员身份对于女性择偶仍然具有重要性。相对于男性党员与非党员结婚概率的差异在改革前后戏剧性的变化，女性党员身份对其婚姻行为的影响变化比较小。

5 模型分析：

表2 ：党员身份对结婚概率影响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Coef	HR值	Coef	HR值	Coef	HR值	Coef	HR值	Coef	HR值
是否党员（党员=1）	-0.135**	0.874	0.025	1.025	-0.330***	0.719	0.374***	1.454	-0.213**	0.808
父母是否党员（党员=1）	-0.105***	0.901	-0.420***	0.657	-0.021	0.979	-0.403***	0.668	0.081	1.084
性别（男=1）	0.569***	1.767	0.668***	1.950	0.455***	1.577	0.454***	1.575	0.383***	1.467
受教育年数（1-13年）	-0.076***	0.927	-0.116***	0.890	-0.031***	0.969	-0.039***	0.962	0.027**	1.027
LR chi2	622.13		496.76		196.46		69.14		81.21
Df	4		4		4		4		4
N（案例数）	5612		2721		2891		1801		1903
说明	所有样本		将分析对象限定为78 年之前结婚的人		将分析对象限定为78 年之后结婚的人		将分析对象限定为78 年之前结婚，且结婚年龄大于22岁的人		将分析对象限定为78 年之后结婚，且结婚年龄大于22岁的人

注：

1、*** ：p<0.01；** ：p<0.05；*： p<0.1；

2、模型中的HR 值为Cox模型的Haz Ratio 值；

3、五个模型的区别见表2 相应的说明文字。

5.1 本人党员身份对结婚概率的影响：

模型1中，本人党员身份对结婚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且统计显著（ p<0.05）；模型2 显示，改革之前结婚的人中，党员身份对于结婚概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模型4将分析对象限定为结婚年龄大于22 岁的人 [1]，这样，本人党员身份的影响系数变得非常显著，并且其值非常大，对于 78年以前结婚且22岁之后结婚的人中，党员比非党员结婚的概率高 45.4%。由此可见，改革之前，在法定结婚年龄内，党员相比非党员在择偶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

模型3显示，改革之后，党员的结婚概率反而更小，并且统计显著（ p<0.01）；模型5 将分析对象限定为结婚年龄大于22岁的人，该系数变化不大，依然显著。这说明，改革之后，本人的党员党员身份并不能带来择偶优势。

5.2 父母党员身份对结婚概率的影响：

在五个模型中，模型1、 2、4中该系数是统计显著的，并且系数为负值，这意味着，改革之前，父母是党员的人结婚概率反而更低，这与图 6和图8显示的情况不一致，这种结果也与常识存在矛盾，一般认为，父母为党员应该是一个择偶优势。通过控制结婚年份（结婚年份在 49年以后且在78年以前的案例，），得到了一个新的模型（本文未列出，为了方便称之为模型 6，相对于模型4，该模型排除了 49年以前结婚的案例），在该模型中，Haz Ratio 为1.254，且统计显著（p<0.1 ），这意味着，49年到78 年结婚的人中，父母为党员的人比父母为非党员的人，结婚概率要高25.4%。这与我们的常识保持了一致。

在模型3和模型 5中，该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改革之后，父母的党员身份对于择偶没有显著帮助。

5.3 控制变量对结婚概率的影响：

在所有模型中，男性的结婚概率都显著高于女性的结婚概率，78 年之前结婚的人中，男性比女性的结婚概率高95%，将近一倍；78 年之后结婚的人中，男性比女性的结婚概率高57.7%，即改革之后，男女的结婚概率差异有了显著减小，但是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仍然占据明显优势。

78年之前结婚且结婚年龄超过22 岁的人中，男性比女性的结婚概率高57.5%，将近一倍； 78年之后结婚且结婚年龄超过22岁的人中，男性比女性的结婚概率高 46.7%，可见改革之后，男女的结婚概率差异在法定结婚年龄人群中有了显著减小，但是年龄超过22岁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仍然占据明显优势。

受教育年数对结婚概率的影响主要与年龄有关，因为教育一般会推迟结婚年龄，因此，虽然在没有控制结婚年龄的模型1 、2、3中，受教育年数对结婚概率的影响是负值（主要是结婚较早的人群中受教育年数较少导致的），但模型 4和模型5控制了结婚年龄大于 22岁之后，改革前后该变量的影响差异得以突显出来：22 岁以上的人群在改革之后，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结婚概率增加2.7%。如果将分析对象限定为25 岁以上结婚的人群，改革之后，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结婚概率就增加7.3%，并且统计显著（p<0.01 ）；而改革之前，教育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改革使得教育成为一种择偶优势。

6、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5612个案例的事件史分析，验证了一个符合人们直觉和常识的假设：改革开放使得政治身份对于择偶成功的影响越来越小。另外，本文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改革之后，父母的政治身份（父母至少一人为党员）对于男性择偶反而成为一种劣势。并提出了一个解释性的假说：父母为非党员的党员，其党员身份更有可能是凭借其自身的能力、教育和职业等因素获得的，而这些导致其获得党员身份的因素也是一种择偶优势因素，有助于其在婚姻市场上的成功。对该假说的验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该假说的验证，需要控制男性结婚前的职业、能力和教育等因素，而 UCLA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Life Historie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6 ）调查的数据仅仅提供了研究对象当前的职业信息，而没有研究对象结婚前的职业信息，而控制了受教育程度之后，每一个分类中的党员人数过少，使得该数据库中的"教育"这个变量也无法有效使用，因此，利用该数据无法完整地检验该假说。

【参考文献】

[1] 国家法律规定，男性最低结婚年龄为22岁，女性为20 岁，而78年之后，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党员尤其带头晚婚，这使得22岁之前结婚的人中，党员人数非常少，为了简化问题，本研究排除所有 22岁以下结婚的人，以方便对比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同结婚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