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翻译了一篇英语论文《突发事件新闻：作为地方性事件和全国性大事的严重石油泄漏事件 》

刘能老师的"社会运动理论"要求做一个英文论文案例阅读ppt，
花了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累得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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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idental News：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 
 
突发事件新闻：作为地方性事件和全国性大事的严重石油泄漏事件 

By Harvey Molotch；Marilyn Lest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1975

 
 
 
 
 

前言1 

• 这是对一个全国性事件（Santa Barbara石油泄露事件）的新闻报道的研究。我们试图使用这个案例研究来发展一种关于美国新闻生产方式 的整合视角和命题，并提出一个可重复的方法以在更多情况下检验该命题。
• 过去多数对新闻报道的研究持这样的视角：新闻作品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正在发生的最重要事情。这里对正在发生的、能够被了解、被认为重要以及能够被胜任的、无限制的新闻专业人员报道的 事件的重要性有一个客观性假设。而不符合这种情况则是由于记者不胜任、出版商的干涉或外部人员的腐蚀（比如收买）引起的，通常被描述成有偏见的。
• 当前研究的主流视角突破了这种理论和经验传统。借用常人方法论的视角，出于分析策略的考虑，我们悬置了存在一个将被报道的客观事实的假设，而将新闻中-对新闻专业人员和他们的读者而言-何种事件是重要的看作是创造的过程。因此，我们的 工作假设是：决定一事件是否成为新闻、是否重要的不是事件的属性，而是事件的作用 ，由于某些人的利益，他们必须使得某些事件比其他事件更重要而值得报道。

 
 
 
 
 

前言2 

• 报刊或广播新闻并不是在报道世界，而是对那些能够用于揭露有制造特定类型新闻的实际原因的社会行动者的目的和计划的残余事实的追查。因此，对新闻的社会学利用是由于其用于分析社会目的的潜力，而不是由于新闻对实际发生事件的指示作用。
• 因此，我们的经验兴趣就不在于新闻报道对客观现实的扭曲，而在于使得事件成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内在属性，通过这一过程事件得以发生，在事件最初被明确表达之后，他们设法将事件转化为公共性大事以赢得大众支持。我们将"occurrence" 定义为世界上任何被认识到的事件。任何一天发生的事件数量极大，只受到地球上所有人口对（事件）概念（的定义）的想象力范围的限制。这些事件除了那些有权势者做出的所谓划时代的或重大决定和行为之外，还包括所有人能被他人感知到的平凡活动。我们将那些足够重要而成为集体经验一部分的"公共性大事" （public events）定义为新闻。

 
 
 
 
 

前言3 

• 我们是如何评估某一活动的重要性呢？我们可以从想象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在没有大众媒体的帮助下是如何相互制造新闻开始。一个人下班回家，宣布一天的新闻：晋升、工作单调疲劳、头痛。其陈述，包括陈述的事件和地点，取决于他能够感知到的周围情境与他的相关性。他不必说出一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而只说出他需要的部分，其直接目的引导他制造事件。组织和集体中的成员被类似的目的引导着创造事件、决定事件的重要性。当这些个人成功地通过大众媒体发表他们的对相关事件的看法，他们就生产出公共事件。由于公共事件潜在的巨大影响，不再是个人生活中的新闻生产，而成为公共世界的新闻生产。

 
 
 
 
 

前言4 

• 正像个人或组织出于自己的目的制造事件，同样的目的引导着对事件的非事件化企图。在特定情况下，使发生的事件不引人注意才是其目的。因此，通过有目的地不对某些人说明情况，通过不继续从事那些肯定对他人重要的事件，实现了非事件化。有一个案例能够解释这种观点。1968年，至少100名越南人在My Lai的搜索破坏（search-and-destroy）任务中被杀死。可以想象，对于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而言，这个行动能被认为是一个事件（比如，他们得到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报告）。同时公众却不知情，所以将近两年时间，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这都不成为一个事件。直到一个退伍士兵最终将事件公开，对之前毫不知情的美国大众和之前已经完成非事件化的人来说，此事件才成为一个公共事件。
• 个人和集体常常有制造事件的不同目的，所以他们对事情的利用会有不同和竞争。因此，他们对于事件的认定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事件的利用、对事件的需要和对所发生事件的陈述都存在竞争。在这种意义上，权力的一个维度可以被解释为将自己的陈述变成他人感知到的事实的能力。换言之，权力的一个关键维度就是生产公共事件的能力。因为媒体是制造和维持公共事实的关键，因此，本研究也同样是对权力关系的研究。

 
 
 
 
 

研究案例1 

• 不管我们关于新闻是行动者努力制造公共经验的战场的观点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与我们在Santa Barbara石油泄露的研究案例中观察到的事实非常一致。
• Molotch（1970）和其他学者（比如，Easton，1972）描述的1969年1月A号联邦石油平台石油喷发之后的事件也是如此。作为卷入各派使用的策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将石油泄漏后的政治策略视为竞争各方努力操控国家媒体以向美国公众定义所发生情况的一场斗争。

 
 
 
 
 

研究案例2 

• 由于Santa Barbara居民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当地的和全国性的）一致反对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与内政部门存在继续海面钻探项目的一致利益，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清晰的对抗群体。因此，尽管其他类似研究需要考虑三个或者更多的派别对抗，本研究只需要关注两个主要利益群体的实质性论战。
• 每一个群体都试图在以下方面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报道：（1）覆盖海面和沙滩的石油量；（2）石油造成的长期和短期生态危害程度；（3）其他钻探项目所要承担的经济和社会成本；（4）工业的能源需要；（5）石油平台对海洋-岛屿视野造成的不美观；（6）将来石油泄露的可能性；（7）石油公司获得的经济补贴；（8）石油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社会和商业关联；（9）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不切实际和理想主义，以及（10）Santa Barbara反石油者的非理性和自私。

 
 
 
 
 

• 读者很容易猜测出两个对抗群体在上述方面所持立场。要强调的是，在第一次主要的泄露之后，双方都试图使自己对发生了什么和所发生事情的重要性的解释成为全国性的解释。比如，对Santa Barbara居民来说，本地新闻的"歇斯底里"算不上一个事件，他们为这样一个虚构的事件应该受到全国性关注而深感不安 。另一方面，石油工业的发言人考虑的是石油进口配额和与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无关的石油补贴耗尽的问题。每一个群体，通过影响出版发行和发展个人与媒体的联系，试图让媒体采用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因此，石油泄漏案例提供了一个竞争性利用媒体的明确例子，因此，也是一个以冲突视角分析新闻性质的适当起点。

 

研究案例3

 
 
 
 
 

研究方法1 

• 我们的策略是对比两个新闻界：这两个新闻界一个是针对Santa Barbara当地公众，另一个是针对全国其他地方。我们追踪石油泄漏之后的事件样本，从当地报纸找到可利用的事件，再对比全国性报纸，以确定哪些事件成为了全国性大事。通过在不同维度对每一个事件编码，我们尝试辨别出全国性大事不同于纯粹地方性事件的特点，以揭露那一类社会团体更有机会影响报纸。
• 第一步就是要生成一个可理解的事件清单 。这项工作相对简单，只需从当时唯一的地方报纸Santa Barbara新闻报关于石油泄漏的特别报道中获得。困难在于其他任何一份美国报纸不可能对一个地方事件给予这么多的特别报道。在石油泄漏之后的前两年，新闻材料共提供了860个关于此事件的独立新闻。选择的新闻材料包括了（远远超过）纽约时报目录中关于石油泄漏的所有新闻。

 
 
 
 
 

研究方法2 

• 我们并不认为当地报纸对当地事件的报道总是比任何外地报纸更广泛。取决于当地报纸中决定报道惯例的人对事件的需要。在Lester（1971）对Utah神经毒气泄露事件的研究中，她发现，由于当地经济依赖国防部门，使得当地报纸的报道反而比非本地报纸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从除了当地新闻界之外的其他来源去刻画事件的基线，包括采访协议、政府报告和替代性的媒体来源以增进对事实的理解。在该案例中，尝试使用其他新闻来源会导致材料过多。
• 石油泄漏事件的样本是这样获得的。本科生研究助手们，在不知道研究假设的情况下，安排他们剪辑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新闻出版物。在石油泄漏之后两年时间内出版的所有报道都被检查了。每一个助手被要求以两或三行梗概的简短形式列出其所分配的时期内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这种安排依靠的是确定能胜任的一组人，一共从报纸的新闻页列出了598个事件。尽管任何一个报道都可能提供不止一个事件，但绝大多数报道都仅导向一个事件。某些报道，与其他报道实质上重复，便没有记录在案。

 
 
 
 
 

• 下一步操作是随机选出了195个事件作内容分析（抽取了200个，但有五个由于疏忽导致的重复而舍弃）。有19份其他报纸被选择以提供数据。报纸的选择考虑到了地理位置、发行量和全国性的声望。
• 两份报纸是全国范围发行的（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一份是国外报纸（the London Times）。有重要声望的日报（比如Washington Post和New York Times）和声望较低但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比如Boston Globe,Chicago Tribune）也包括在内。小报（比如Chico-Enterprise Record和Hartford Times）也包括在内。

 

研究方法3

 
 
 
 
 

• 如表一所示，熟悉美国报纸的人不难看出我们所选择的报纸，试图在相同区域里选择不同规模和声望的报纸，在同样声望的情况下选择不同地区和规模的报纸，在同样规模的情况下选择不同声望和地区的报纸。

 
 
 
 
 

• 因为给定的事件来自新闻报纸，故按以下标准编码：
• （1）新闻来源（比如：AP,UPI,Reuters，或internal staff），（2）报道在报纸中的位置（头条、首页、非头条、2-5页或后面部分的首页、其他内页），（3）标题的长度（按列宽计算），（4）报道的长度（按列和segments thereof计算）和（5）事件在报道中的位置（例如，特定事件是否安排在第一段，前半部分，或后半部分）
• 每一个事件主旨的处理方式如下：研究助手将195个样本中的每一个事件用一到三个单词表示新闻制造者的性质（被称之为事件主体）和活动的性质。这样，一个事件就简化成"尼克松视察海滩"（Nixon Inspects beaches）或"环保主义者寄出诉状"（environmentalists send petitions）这样的形式。在这些例子中，"Nixon"和"environmentalists"是主体，而"inspects beaches"和"send petitions"则分别是活动。在检验了不同的编码方案后（包括几种更复杂的方案），我们发现每一个事件能够被有效地分解成这样的形式并由助手们编码。

 

研究方法4

 
 
 
 
 

• 从得到的主题和活动一览表发展出两种编码：一种用来分类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一种用来分类活动。我们认为新闻推动者最先考虑的是让他们自己和所属组织卷入媒体报道，使他们发起的或有利于他们的活动成为报道的基础。我们认为这些编码，尤其当放到一起的时候，能很好地对"不同报道机会"这个概念进行操作化。
• 在实际数据收集中，检查了石油泄露之后涉及到195个事件之一的地方报纸的每一份微缩胶卷。最多可能有3900个案例（195个事件*20份报纸）。

 

研究方法5

 
 
 
 
 

研究发现1 

• 尽管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在1969年是一个全国性大事件，我们发现没有一份抽样到的报纸对此事件的报道数量能超过当地报纸。非本地报纸报道了平均大约7.7%的事件。表一显示了每一份报纸在最初石油泄漏之后的四个时期的报道程度。

 
 
 
 
 

研究发现一：地理接近性和时间接近性 

• 或许最不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地理上接近程度是对该事件报道频率很好的指示。抽样中四个加利福尼亚报纸中的三个排在报道事件量的前三位，样本中第四个加州报纸（也是样本中规模最小的）的报道项目数量也排在所有报纸报道项目数量排名的前半部分。相似的，两个西部报纸（非加州）也排在前半部分。因此，地理接近性显然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
• 新奥尔良这种以石油为主的沿海城市，则报道很少，尽管相比Denver（第六位）和Bakersfield（第三位）等内陆地区，发生在Santa Barbara的问题更可能发生在海湾地区。
• 同样不让人惊讶的是，随着距离石油泄漏事件时间的增加，对事件的报道频率也下降。我们不是简单地说随着时间的过去报道下降了，我们是说本地报纸的报道在其他地方所有报道中所占比例下降了。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1 

• 每一个事件主体被媒体报道的相应机会在表二中用我们的报纸样本中实际被报道的特定主体卷入的事件被报道次数的比例来表示。使用195个事件的样本，可以计算出每一个事件主体的出现次数，这个数字还要乘上报纸的数量（20）。如果某个特定主体所涉及事件被所有20份报纸报道，则该结果代表该主体能获得报道次数的最大值。
• 下一步，将每一个主体被实际报道的次数除以其可能被报道次数的最大值。得到的百分比代表每一个事件主体成为公共事件一部分的机会。比如，若内政部长Walter Heckel成为195个事件中10个事件的主体，如果他涉及到的每一个事件获得100%的报道，则可以算出其值为200（10个事件*20份报纸）。我们再假设以他为主体的事件实际有100次被报道，这样就可以算出百分比为50%，表明他有50%的机会成为所有可能情况的事件主体。表二列出了所有主体的值。

 
 
 
 
 

• 结果显示，潜在的新闻制造者在被媒体报道机会方面呈现明显差异，美国总统成为最有潜力的事件制造者。只有一个非人的主体（石油平台爆炸事件中的石油）在报道频率方面接近总统。特定联邦行政部门人员是第三类最有可能被报道的事件主体，其他联邦行政执行机构排在第四位。
• 因此，被媒体报道的机会主要集中在联邦行政部门手里，包括其部门和委任的代理。国会、石油公司和各州政治家是下一个最重要的群体。Santa Barbara地方团体、资源保护组织和地方政治家很少被非本地报纸报道。
• 在石油泄漏之后，石油公司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在利用报纸方面存在最明确的利益冲突。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2

 
 
 
 
 

• 表三显示了二者在制造新闻方面的对比，提供了石油公司作为新闻主体和资源保护团体作为新闻主体的事件比例。

 
 
 
 
 

• 表四给出了按事件时期分解的报道主体情况。两个表都对比了地方报道与其他19分报纸报道。

 
 
 
 
 

• 两类团体被非本地媒体报道数量的差别是显著的。表三显示，在当地报纸中，石油公司与保守团体作为事件主体的报道各自所占比例差不多（50.8%VS49.2%），非本地媒体的报道比例则明显倾向于石油公司（84.8%VS15.2%)。
• 然而，资源保护团体在非本地报纸中很少被报道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样本报纸中的。没有一份中西部报纸将资源保护团体作为事件主体报道，而东部报纸和全国发行的报纸对资源保护团体为主体事件的报道约占10%，而对石油公司为主体事件的报道约占11%，南部报纸对资源保护团体的报道稍多（ 14.3%），但在西部则要多得多，加州以外为20%，加州非当地报纸为21.7%。
• 因此，地理接近的效果不只是增加了石油泄露报道的总数，还使得以石油公司为主体的事件与以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主体的事件被报道的次数几乎相等。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3

 
 
 
 
 

• 为避免误解，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非本地报纸对石油公司为主体事件的报道要远大于（从比例和绝对数量看）以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主体事件的报道，但当地报纸提供了对所有主体的最多的报道。因此，尽管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事件是一个被广泛报道的全国性事件，而且比绝大多数事件被持续报道时间要长得多，但关于石油泄漏主体的全国性报道仍比本地报道要少。这可以清晰地从表三"All Other Paper"（表示所有其他19份报纸的报道）这一列的事件数N看出来（表四同样如此），"Local Paper"：这一列表示从当地唯一报纸的报道情况。
• 这个发现也适用于任何类型特定事件被报道的情况。除了更高的报道频率外，以石油公司为主体的事件会比以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主体的事件得到更突出的报道。另一方面，对资源保护主义者的报道可能是附带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最终成为公众大事件的这类事件的低比例。但是， 我们对报道性质的测量显示这种相关性不到0.15， 尽管大多数以资源保护主义者为主体的报道被排除，但就我们所考察的部分而言，与以石油公司为主体的报道在长度、位置或标题处理方面没有显著差别。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4

 
 
 
 
 

• 尽管石油公司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在事件中有着明确不同的利益冲突，但认为联邦当局（尤其是总统和内政部门）与石油公司有着相似的利益是合理的，主要因为他们都希望继续（或者扩大）在Santa Barbara和其他地方的海面石油钻探项目。在石油泄漏之后联邦行政部门一年多的行动表明，联邦管理者与石油工业之间的确存在一致利益。（见Selznick，1949；McConnell,1966）。
• 另一方面，在该案例中，资源保护主义者与当地政府官员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一致利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第二个对比分析：对石油公司与联邦行政部门的报道，与对资源保护主义者与地方官员的报道。表五列出了这些对比。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5

 
 
 
 
 

• 当地报道数据和非当地报道数据的对比很明显，与期望值一致。对两个团体的全国范围报道为91%vs9%，倾向于石油-联邦主体的事件，而样本事件中本地报纸对两个团体的报道要均衡得多（55%VS44%）

 
 
 
 
 

• 从表六可以看到，资源保护主义者和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事件在石油泄漏不久后并没有出现（例如，在第一阶段总共只有2%这类事件）。在第一阶段，非本地报道中涉及到这类主体的事件占所有事件的23%。因此，与我们先前发现的暂时性效应一致，在事件最初发生不久，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更多的被外地报纸报道。之后，非当地报纸开始更多报道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为主体的事件。（明显的含义是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必须趁热打铁，如果他们不想被打压的话）

 
 
 
 
 

• 同样和前面的发现一致，地理接近性成为是否报道该事件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合并分类的地理效应比第一个对比中要小。关键的解释性因素不是地理接近性本身，而在于报纸是否处在加州：加州报纸（排除当地报纸）发表了14.5%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事件，而其他报纸发表了仅5.6%的此类事件。而在其他州对两个团体的报道数量没有实质性差别。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6

 
 
 
 
 

   在与报道性质相关的变量中，只有事件在报纸中的版面位置这个变量显著。表七显示，所有事件在当地报纸都比在非当地报纸处于更重要的位置。更有趣的是非当地报纸对两个不同主体事件报道量的差异：61.4%关于石油公司/联邦政府事件的报道放在当地报纸首页，而只有32.6%的类似报道放在非当地报纸首页，当地报纸与非当地报纸的比率是2：1 

• 而对资源保护主义者/当地政府为主体事件的报道比率为5：1。因此，以石油公司/联邦政府为主体的事件比以资源保护主义者/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事件成为公众性大事件的百分比要大得多，前者在非当地报纸中的版面位置也更有利，尤其与其在当地报纸版面位置相比而言。

 
 
 
 
 

• 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对比主题是对石油泄漏原因和结果的科学研究。在我们抽样的事件中，有一个内政部资助的研究（DuBridge报告）建议另外钻探油井以解决该危机。另一方面，当地资助和中立机构资助（如国家科学基金）的研究报告则强调石油钻探带来的生态破坏。
• 从195个事件中再随机选择了总共四个以这些团体之一为主体的事件。其中有三个是地方或中立机构资助的，一个是内政部门资助的。研究结果显示，地方资助的研究尽管在当地被报道较多，但却很少引起全国性的关注。仅仅有三个内政部门资助的研究被Santa Barbara以外的媒体报道。

 

研究发现二：不同主体被报道机会的差异7

 
 
 
 
 

研究发现三：不同行动被报道机会的差异1 

• 除了不同新闻主体被报道机会不同之外，卷入不同事件中的不同类型行动被报道机会也不同。有一类特定的行动满足石油公司而不是其反对团体对事件的需要。这类事件中首先就是石油公司在清理海滩方面的努力和他们所宣称能阻止将来再次发生石油泄漏的技术进步。内政部门试图支持石油公司宣传这类行动，并强调将采取新的安全管理措施使得石油钻探更安全。 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官员都宣传能够使得石油泄漏损害最小化的科学报告。
• 另一方面，资源保护主义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则宣传石油钻探不安全的后果，严格的管理措施并不能完全保障安全和严格执行，石油泄漏不可能完全杜绝，重新钻探没有安全保证，而且生态破坏非常严重。通过大力宣传这类观点，资源保护主义者在一个总统请愿书中成功募集到20万个签名。

 
 
 
 
 

• 表八描述的是我们的报纸样本中对这些不同活动报道情况。表格形式与事件主体表格类似。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行动和当地政府的行动被报道较少。而满足石油公司和联邦行政部门对事件需要的行动被报道的最多。一个例外是对石油影响沙滩美观的广泛报道，这肯定对石油公司或联邦行政部门无益，但也没有被资源保护主义者或当地政府主要宣传。

 
 
 
 
 

• 也许衡量双方努力宣传效果最简单的方式，一方面就是石油公司的补救措施和更严格的安全管理，另一方面就是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行动。通过累计两个团体宣传的行动被报道的次数和计算各自的比例，大约可以对比出满足各自事件需要的行动被报道的程度。结果如表九所示，比较的是两类行动在当地和非当地媒体被报道的比率。

 
 
 
 
 

• 表十按照事件发生的时期细分了数据。

 
 
 
 
 

• 和前述发现一致，关于两类主体和行动被报道机会，特点是有利于石油公司的行动在全国性报道中要广泛得多（93.2%VS6.8%）。
• 而当地媒体报道中，这个数据是54.5%VS45.5%。与当地报道相比，全国性报道主要集中在石油泄漏之后很短的时期内，因此导致了对资源保护主义者行动的报道很少，因为此时这类行动尚未开始。
• 加州范围内的非当地报纸与加州以外报纸还有一个区别。在我们的样本中，对资源保护主义者行动的报道完全集中在非本地加州报纸，加州以外的报道全部都是关于其他团体行动的。
• 与其他发现一致，这种报道模式与报纸无关（规模、政治倾向等），也与报道在报纸中的版面情况无关。

 
 

研究发现三：不同行动被报道机会的差异2

 
 
 
 
 

讨论： 

• 我们试图展示一个可能的世界，说它是可能的因为它存在于某处（比如，Santa Barbara）。我们设计的方法通过比较这个可能的世界与全国范围的实际报道展示了这个可能世界的内容。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发现场抽取的一组事件，这些事件使得我们得以观察到一个反差巨大的现实。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1 

• 我们用两种方式处理事件内容-事件的主体和事件中的行动-获得描述那些最能成功将事件转化为公众性大事的各类行动者的指标和促成或阻碍这种转化的环境的指标。结果显示，符合石油公司和联邦行政部门需要的事件比那些符合资源保护主义者和地方政府利益的事件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大事件。
• 我们收集的数据不能够让我们肯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尽管这个讨论可以接受一些可用于将来研究的假设。我们也知道何种答案不能被接受。通常最不可接受的回答是，石油公司和联邦行政部门为主体的事件本来就比其他事件更重要。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尼克松总统（所有主体中第一位的事件制造者），被认为要代表全国所有人，因此他的评论代表整个世界的福利。Santa Barbara市长Gerald Firestone，显然其重要性不如尼克松总统，因此，以他为主体的事件报道要比后者少。

 
 
 
 
 

• 这从一个角度可能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站不住脚。比如，若总统对于资源保护主义者推动的重要立法不能公开赞成，那么他的公开讲话仅限于是对当地居民表示同情、在环境方面给出模糊的承诺、保证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参观了Santa Barbara海滩，视察了已经清理干净的海滩并发表谈话（非常容易令人误解）。所有这些行动被Edelman（1964）称之为"政治策略的象征性使用"，一种获得广泛关注却对于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影响很小的行动。尼克松为Santa Barbara事件所做的事情就是其作为总统对此事件的关注，自动获得了媒体报道，从而提升了此事件的重要性。只有最高层能够控制石油泄漏事件报道的内容。因此，尼克松被报道，不是因为他的重要性，而是因为那些有相应事件需要的人需要强调总统对此事的关注以增加此事件被媒体报道的机会。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2

 
 
 
 
 

• 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媒体要装作好像认为总统的话确实重要，这才能发挥这个过程的作用。因此，总统的讲话是那些实践意义政治（practicing the politics of meaning）的人的根本资源，运用那种资源达到特定目的的能力反映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权力。实际上，这也是定义任期（？presidency ）的一种方式。
• 另一方面，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声明和行动旨在将具有实际分配含义的问题引入政治舞台（例如，批评内政部门没有撤销石油公司的开采租约）。因此， 描述两类竞争性事件特点的另一种方式 就是比较象征性信息与具体财富分配信息的差别。前者并非一定比后者更加重要。从那些可能希望这类财富分配问题成为政治竞技舞台一部分的人的观点看，总统的评论并不是很重要，并不比当地政府和资源保护主义者更值得关注。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3

 
 
 
 
 

• 仍然存在另一种方式质疑尼克松的讲话比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官员的讲话理所当然更重要。当地官员试图对公众开诚布公，而不是说石油泄漏事件已经结束了，已经完全清理干净，而且在技术上能完全防止再次发生泄露。石油泄漏一旦发生就不可能保证是最后一次（该报道的6年之后再次发生泄露），新的技术对此无能为力。这条信息可能对其他沿海地区常重要，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那里刚开展了一些海面钻探项目。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 对于大量非当地居民而言，当地官员的言论可能比美国总统的言论更重要，实际上他们被媒体误导了。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4

 
 
 
 
 

• 在我们看来，认为记者、编辑和报社由于考虑公众兴趣而造成的对不同事件报道机会差别的观点，是第二个不成功的解释模式。由于预期到读者的反应而影响记者对事件的感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定身份的读者群可能会对不同版本的事实感兴趣。并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假设公众对于石油公司钻探技术的安全承诺比对资源保护主义者的相反论点更感兴趣。类似的，公众并不会对那些发现石油泄漏的生态破坏作用很小的研究比那些发现存在实质性生态破坏的研究更感兴趣。因此，认为记者为了提高销量而增加报纸趣味性会影响其对事件的报道，这种说法肯定不能解释报道机会的差异。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5

 
 
 
 
 

• 正如我们在别处充分讨论的那样（Molotch和Lester，1974），对新闻作品的理解不能脱离其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石油公司和联邦官员在报道机会方面的优势反映了这类行动者的权力。即使就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事件的全国性争论的次要原因是当地以旅游者和退休者为主的精英比同等规模其他城市的精英拥有更大权力，他们找到了与其利益一致的替代性观点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Lester（1971）发现1968年Dugway神经毒气事故的报道中，当地经济对军事工业的依赖阻止了这种替代性新闻解释发展成为公共性问题（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可能性。
• 我们并不认为有权者确立其意识形态上主导地位是通过直接与媒体合谋或强制。政府当局的攻击和广告主对新闻内容施加的压力是频繁争论的来源。但我们当前的努力是，使用该独特研究的发现一方面去探索新闻过程和新闻制造者习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去探索新闻报道的内容。我们寻找在新闻发挥作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机制，这种机制发展成了新闻生产的惯例，一定程度上通过那些有权力者设定了新闻工作者日常工作的可能性而被允许存续下来。 这类惯例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具体化为职业规范或好新闻的标准，对从业者而言，标新立异的新闻生产模式几乎变得不可思议了。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6

 
 
 
 
 

• 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一个事件在发生后不久被报道较多，但接下来相关事件被报道较少。这是一个后续报道问题，美国新闻记者倾向于不会盯住一个新闻等结果。我们的数据显示，对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事件的后续报道在非当地报纸中几乎没有，在最初石油泄漏之后，发展成为大事的事件数量大幅度减少。
• 在最初几星期，当非当地报道不再强调联邦官员的讲话和石油公司的补救措施之后，他们开始关注现象本身的戏剧性，比如，石油、沙子和水，以及泄露的物理细节。非当地报纸很少有Santa Barbara海面钻探项目和全国其他海面钻探项目相关的后续报道。因此，主张立法禁止在Santa Barbara和其他地方实施特定类型钻探项目的事件相比最初的泄露事件报道量要少得多。而该立法主张失败的事件则被报道得更少。
• 类似的，对石油公司的非法指控被报道得很少，对法庭裁决的报道也很少（比如对每个公司罚款500美元的事件）。同样还有一类事件被非当地媒体报道很少或没有报道，比如最终恢复在Santa Barbara的钻探，国会宣布只有联邦限制石油进口的情况下，钻探项目才能获得财政支持，内政部长Walter Hickel联合石油公司（泄露石油的管道就属于该公司）总裁客人的私人身份访问旧金山Bohemian俱乐部等。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7

 
 
 
 
 

• 我们并不认为新闻报道应该集中在事件的早期阶段，而是说新闻报道取决于某些人对特定事件的需要，反之亦然。实际上，当地报纸由于相信自己应该做点事情，并不像外地报纸那样没有后续报道。新闻业对读者心态的把握使得报道集中在事件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美国新闻的一个特点。读者心态在抑制后续报道方面的影响是非随机的，各类社会团体都想要获得媒体报道，但是意识形态（而非某个团体）支配了社会。如果有关分配结果方面的新闻被例行公事地排除在公众视听之外，那些例行公事地将意识形态符号注入事件传输系统的人就为新闻制造过程提供了让这类意识形态符号更彻底支配新闻主旨的机会（ 理解：即公众习惯了新闻对某类事件的失语，更有利于意识形态对新闻的控制）。等到反对者组织起来并找到了替代性解释的时候，新闻界已经不关注此事件了。新闻机构不愿冒着让公众对报道厌烦的风险，公众常常被认为是变幻无常和对某个话题容易丧失兴趣的。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8

 
 
 
 
 

• 新闻制造过程中的某些其他组织特性能够部分解释我们的发现。反映了新闻是由公司高层和政府官员制造的观点，出版社将其人员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华盛顿和纽约。因此，从这些记者的立场来看，报道满足联邦政府官员和公司高层需要的事件更容易，相比追踪地方领导和反对派的新闻而言，这类新闻做起来花的时间要少（Tuchman，1972，1974）。但这种观点的解释力不应该被夸大。Santa Barbara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和全国性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一样在这些"报道机会多"的城市设置总部，源源不断向全国性媒体输送事件新闻，向媒体提供联系人的姓名和办公电话号码。类似的，当地报纸是有线新闻服务网络的成员，有义务将其信息向其他成员报纸开放（意即获得地方类信息的成本没有想象的大）。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9

 
 
 
 
 

• 我们并不认为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是协商好了（借助于媒体）阻止资源保护主义者团体的被报道机会，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我们的观点是，联邦行政机构和大公司，相比其他团体而言，在事件制造过程中拥有常规途径。他们更有新闻价值、他们的消息更有可靠性（hierarchy of credibility）（Becker ，1967），这使得他们成为新闻组织和新闻代理的一部分。在媒体"报道事件"（doing events）的日常工作中，这些都被认为是事实（见Tuchman，1974）。石油公司并不总是更有新闻价值，事实上，从我们的视角看，他们即使做更加常规的事情也会被报道，而资源保护主义者即使做出更多非常规的（和偶尔奇怪的）事情却被报道得很少。我们循着Tuchman（1972）的思路假设，一些团体客观上比其他团体更具新闻价值，也许是新闻专业人员为了维持这种差别对待，这样他们就可以忽视报道和出版什么 这个问题的性质了。不管这种假设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也不管新闻产业的报酬体系如何维持这种差别对待，这种历史根源本身就置身于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发现的力量之中。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10

 
 
 
 
 

• 关于石油大泄露的结果，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在Santa Barbara以外的问题很少有类似性。Schattschneider（1962，p.71）观察到，"所有类型的政治性组织都有一种愿意宣传某种冲突和压制其他组织的偏见（bias），因为政治组织就是偏见的动员。某些议题被组织进政治领域，而其他议题被有意回避。"
• 对Santa Barbara居民而言是一个问题的事件对其他人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偏见的动员"排除了那些有助于双方就特定问题达成共同解释的事件。对全国其他人而言，不过发生了一次有一定短期破坏的大泄露，但被石油公司清理干净了，政府采取了严格管理这种补救措施，而且进行了相应的联邦立法。石油泄漏肯定对石油公司不利，对它们而言最好是该事件完全不被报道。但是实际报道情况使得事件的公开对石油公司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了，因此也就使得公众对美国当前资源开发模式合法性信心的损害最小化了。

 

讨论一：报道机会的差异11

 
 
 
 
 

讨论二：新闻和突发性事件：突发事件新闻1 

• 事实上，这种基于从单个案例研究的单一类型的新闻报道中抽取的数据的观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应该把这个案例研究归类为对一个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的研究，我们用这种方式归类该事件，不是因为最初的石油泄漏状况，而是因为导致该事件在大众媒体中浮出水面的特殊社会动力。我们将突发性事件定义为 没有故意策划而成为大事件的事件，也即，最初没有人计划促使其发生。因此，突发性事件与那种支配公开性报纸而且是被有目的的行为推动的常规类型的大事件不同。突发性事件与新闻发布会声明、开战宣言、或东京湾决议这类大事件有鲜明的区别。

 
 
 
 
 

• 我们的某些发现可能由于我们所处理的事件是突发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Santa Barbara石油泄漏事件首先成为全国性话语就有一点奇怪。那些有接触媒体常规渠道的有权者并没有意料到这样一个公共性大事件会发生。实际上，这是一个事故。同样的，这个事件最初完全出乎意料，超乎了大事件生产的常规顺序和体现新闻的组织性的偏见动员的惯例。
• 随着时间的增加，石油实际泄漏（和物理泄露量）似乎被控制住，因为 事件的定义权越来越落入那些拥有常规新闻渠道的新闻推手（promoters）的手里。在这个时期，我们认为随着距离泄露事件时间的延长，石油公司和联邦政府对事件的支配能力也增长了。
• 因此，突发性事件给那些通常缺乏被报道机会的团体提供了报道机会，时间、地点和实质性特征排除了有权力者为制造新闻作准备的可能。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常规的事件制造过程的规范，根植于新闻作品产生的社会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因为社会系统重新获得了其支配能力而发挥作用。因为这种规范的核心重要性，这种规范对于不同社会团体被报道机会的影响就不是随机的了。媒体显然支持有权者，不只是在出版物的内容方面，也在新闻工作程序方面支持有权者。

 

讨论二：新闻和突发性事件：突发事件新闻2

 
 
 
 
 

• 我们必须重申，如果和源自其它案例研究发现相比较，我们的结论可能需要修正，尤其是那些对更常规事件的研究发现，以及那些对发生在远离大都市中心没有外地记者常驻地区的事件的研究。类似的，电视和广播新闻的报道模式也会有实质性差别，虽然对石油泄漏事件的电子类媒体的报道的探索性研究倾向于支持我们的发现。我们认为，尽管这类研究可能是必要的，但 只有着眼于的新闻（而不是传播新闻的工具）才会达到他们的研究目的（cf.Garfinkel，1967），因为，制造新闻不会成为一个人的"坏记录"，而会成为那些有充足理由制造新闻的人的社会成就。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从新闻报道中观察制造新闻的社会组织。

 

讨论二：新闻和突发性事件：突发事件新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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